曾国藩处世哲理十一句__

这句诗原为北宋名臣蔡襄所作，曾国藩先生给部将和弟弟写信时均引用过这句诗。

“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一句诗两次出现在曾国藩的来往书信中。

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九日，他在给湘军部将鲍超的信中写道：

“顷戈什哈王廷贵自京中回，沿京城及沿途道阁下威名甚好，至为欣慰。惟望阁下常守‘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之戒，不稍涉骄矜之气，则名位日隆矣。”

曾国藩听说京城上下皆盛赞鲍超立下的战功，但希望他不要日益骄躁，要谨受“花未全开，月未圆满”的道理，继续谦卑做事，名利和地位才会越来越高。

同治二年（1863）正月十八日，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写的一封信中，同样出现了这句诗：

“惟有时与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颇近春夏发舒之气；余之志事，颇近秋冬收啬之气。弟意以发舒而生机乃旺，余意以收啬而生机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械等事，每每稍示节制，亦犹本‘花未全开月未圆’之义。”

1860年十月，清与英、法、俄三国签订《北京条约》，第二次战争结束。英、法、俄等驻华公使凭借不平等条约入驻京城，加强对清的控制。同治元年（1862），清王朝颁发上谕，正式宣布“借师助剿”，即借用英、法等国军事力量，帮助剿杀太平军。

早在太平天国兴起时，曾国藩就组建了湘军作为地方军事力量镇压太平军。他的弟弟曾国荃作为湘军将领，也投入到打击太平军的战事中。

在攻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之前，曾国荃给哥哥写信抱怨最近有些烦闷之事，曾国藩认为他在生自己的气，于是便解释道；“我们之间只是想法和做事方法有些不同罢了。弟弟你意气风发，而我做事更加收敛些。

我平日里喜欢前人写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这是最好的持盈保泰之法。”想到自己拨给弟弟军营的粮饷数目跟他期望的数目对不上的事情，曾国藩说：“我每次拨给你粮饷军费时都比较节制，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的道理。”

曾国藩将“花未全开月未圆”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方法。世人都追求花好月圆，而他却崇尚一种缺憾美，他知道圆满不是事物的常态，残缺才是，所以他警醒自己也告诫他人，凡事都要留一线，掌握好一个度，不能把事情做得太满，为人要收敛锋芒，谦卑待人。

而曾国藩在书信中所说的“昔人”，就是指写下“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北宋名臣蔡襄。

曾国藩：人到中年，最忌4病

从书名上看，大家可能很难产生兴趣去读这本书，一本知名度不高，而且是一位满清大臣写的说教类的书有什么可看呢？但是如果耐心去看它，定会有全新的认识，《曾国藩家书》中通过教读书、做学问、勤劳、俭朴、自立、修身、做官等方面，展现了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毕生追求。家书句句妙语，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是为人处世的金玉良言。它是一类讲道理，助人修身提升类的书，不像小书那样跌宕起伏，意境优美，或者同人产生共鸣。因此，读这本书非得有足够耐心不可，最终就算读八分，看进去五分，施行一分，也会受益很多。

曾国藩，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谥号文正。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能达到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境界的人，、蒋介石、等人对他有着极高的评价，并对他的毅力进行了模仿，放在历史长河中，他也能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至于有人说起他在政治方向上的“过失”（帮助满清朝镇压由汉人组成的太平天国军及捻军等及平定太平天国后没有去推翻清朝统治）而指责他人是汉奸走狗从而去指责他的为人，我实在不敢苟同。我认为最多只能去判断这件事的对或者错，而不能去判断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因为（一）我们并没有处在他当时所处的位置和层次，让常人去评论指责那些非常之人，很难让人信服；（二）我们是新时代人物，看待那个时代事情用的是上帝视角，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并且我们的思想较先前进步太多，所以我认为这些人的观点并不能成立，因为他在政治方针上有一定历史局限性。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共收录曾国藩的家书435通，其中和弟弟们和子女们的信占比最大，《与弟书》249通，《教子书》115。（精华也基本都在与弟弟子女们的书信中，篇幅一般都十分长。）包括修身养性﹑为人处世﹑交友识人﹑持家教子﹑治军从政等，上自祖父母至父辈，中对诸弟，下及儿辈。内容丰富，信息量大，除具有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外，还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一）他的治军才能很受后人重视，家书中与九弟曾国荃谈论的军务内容是其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二）他的治家思想，也很受后人重视，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致诸位贤弟书中讲到：“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以教育弟弟们成才是曾国藩一以贯之的指导原则。

曾国藩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不苟言笑，做事按部就班，十分传统保守，严谨，戒骄，戒躁，戒色，甚至写给自己家人们的书信上，格式也极为讲究（在称谓、启辞、结语、祝词、署名上很严谨），他大概是一个无趣的人（我猜他的弟弟们和子女们也这么觉得），天性被严重压制。不过他身上所具有的这些品质，正是现在所缺少的，对很多事情都有着很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总的来说就是教育人很有一套）。

下面我列举一些信稿分享：

（一）给弟弟们在信稿中抄录自己写的用于警示鞭策自己的《五箴》之一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实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译文：用花言巧语取悦别人,最终只会干扰自身。整天闲言碎语，也会搅乱你的心神。懂的人绝不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绝不真懂。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只会让智者发笑、愚者惊骇。那些惊骇的人最终会弄清原委,会认为你其实是在欺骗。那些笑话你的人会鄙视你，即便你发誓也会怀疑你。过错与悔恨交集丛生，铭记在心以求自我改正。铭记在心却仍然重蹈覆辙，可叹你已白发苍苍一事无成。

（二）告诫弟弟们避免因考试没考中，积愤太久，以致产生骄傲懈怠的习气。

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译文：我平生在科举考试方面非常顺遂，只是小考考了七次才考中。但每次不中。没敢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只是深深惭愧自己的考试诗文罢了。现在想起来，还如芒刺在背。因为考试场里，只有文章丑陋而侥去但中的，绝没有文章好而被埋没的,这是绝对的道理。

三房十四叔不是不勤奋读书，只因做气太盛，自满自足，便不能有所成就。京城之中也有很多自满的人，有见识的人看到他们，不过冷笑一声罢了。又有当名士的人，把科名看得和粪土一样，或者喜欢作点儿诗和古文，或者喜欢搞点儿考据，或者喜欢谈论理学，目空一切自以为才学能压倒一切人。但在有见识的人看来，他们的造诣也没多高，也只配让人冷笑一声罢了。所以我们用功，要力除傲气，力戒自满，不要让别人冷笑，才会有进步。

（三）曾国藩位至二品大员后对门风的重视，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月十八日的书信中告诫四弟曾国潢：

“家中《五种遗规》，四弟需日日看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为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余荫，我得忝列卿贰，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后辈子女无法则，则骄奢*佚,立见消败。虽贵为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别家无好榜样者，亦须自立门户，自立规条;况我家祖父现样，岂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堕落之乎?”

注：卿贰：这里指二品大员的意思。

自主持军务以来，曾国藩日理万机，烦乱不堪,但仍不忘在家书中告诫弟弟们要重视家风建设，教育晚辈要勤慎、勤敬。

曾国藩在咸丰四年六月初二日与诸弟书中写道:“儿侄辈总须教之读书，凡事当有收拾，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漫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愿吾弟及吾儿侄等听之省之。”在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与诸弟书中写道:“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也。千万叮嘱!澄弟向来本勤，但敬不足耳同历之后，应知此二字之不可须臾离也。”

以上四处仅仅是从其书信中找到比较平常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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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我读那些历史类书或者人物传记基本上是因为对某一段历史发生的事情或者某些人物感兴趣，跟看故事一样，兴趣是主要原因，并没有带着目的去看。但是如果非要问看这些有什么用？研究历史有什么用？

搁以前我大概会毫不迟疑的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即前人们做得好的那些，我们奉为模范；前人们做得不好的那些，作为以后的教训，设法避免。

这个答案粗略一想，感觉很有道理，仔细一想好像不怎么对。因为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呢？很多朝代的制度及处理事情的方法何尝不是本着历史上的经验呢？但其结果如何？基本都在重蹈覆辙罢了。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它是没有用的。不知前事，一意孤行的人，注定要失败。虽然那些历史书及传记类书虽然是记录事情的书，但是要探索的，是其中的道理而并不是事情本身或者某个单独的人（这里就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不过道理从实践中出来才更站得住脚，所以才会了解学习那些事情。

曾国藩·乱世自警之三：花未全开月未圆

作者：洞见HeiFa

一颗初心，胜过繁华万千。

人到中年，人生半坡。

岁月磨平了棱角，时光褪去了青涩，经过前半生的洗礼，中年人往往多了几番清醒和稳重。

但岁月是把双刃剑，它可以成就你，也可能摧毁你。

人生的后半场，想要走得更稳更远，就一定要戒掉这4种毛病。

作家喇嘛哥说：

“人到中年，不知不觉就会变得好为人师，即便是竭尽全力学着内敛，但在与人交谈中，也会不自觉地把话题引入到别人难以参与的往事中，去炫耀自己的经历。”

年近不惑，总觉得自己懂得了一些东西，明白了一些东西，窥得了一些东西，总想说道说道，总想指点指点。

但凡事过犹不及，总喜欢用自己的经验去左右别人的想法，是人际交往的大忌。

曾国藩性情耿直，说话总是直来直往，在与人交往时，总是有意无意就流露出教训别人的想法。

在京城为官的时候，曾国藩总是喜欢写信教诲在家乡读书的弟弟们。

在信中，他不仅会用自己的经验去指导弟弟们，甚至还求弟弟们把他的教导抄下来，做到时刻温习。

后来，弟弟们实在是忍受不了，便联合写信至京城，声讨大哥只知高谈阔论，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曾国藩收到了弟弟们的回信，想起自己以前的种种毛病，这才幡然醒悟。

于是他在日记中写道：“恭读朱批，以戒余之师心自用。”

常常反思，时时自省，直到改掉这个毛病。

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人到中年，最大的自律就是克制自己好为人师的欲望。

智者知度，慧者慎言，越成熟的人，越懂得保持谦逊。

林语堂先生说过：

“中国人的脸面，不但可以洗，可以刮，还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面子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可以倾家荡产而为之。”

人到中年，都有爱面子的时候。

但太爱面子，反而容易吃大亏。

即使是曾国藩这样的人，也在这里栽过跟头。

1864年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在没有确认幼天王生死的情况下，就上奏说：“那伪幼主，大概是命丧乱军之中了。”

与此同时，左宗棠却获得了伪幼主流窜到湖州一带的情报。

为人耿直的左宗棠不懂得维护别人的面子，愤怒地指出曾国藩虚报军情，并上奏指责曾国藩欺君罔上。

左宗棠此举，相当于是公然打了曾国藩的脸。

曾国藩平日里自认为最讲究忠信，现在居然有人指责他欺君，这让他觉得丢了面子。

一气之下，本就不占理的曾国藩，在没有掌握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上奏为自己辩护。

左宗棠也不甘示弱，继续上奏。

二人你来我往，争得不可开交。

后来的事实证明，左宗棠是对的。

所幸当时慈禧太后没有深究，才让曾国藩逃过一难。

这一场笔墨战打下来，满城皆知，曾、左两人多年的友谊也因此毁于一旦。

可见，死要面子的人，都逃不开“活受罪”的命运。

为了面子，失了理智丢了体面，是最愚蠢的行为。

王阳明曾言：“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久久自然有得力处。”

人之所以活的累，是因为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

面子这东西，看轻它就轻，看重它就重。

人到中年，把面子放下，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

《史记》上记载，孔子年轻时曾经向老子请教做人的道理。

老子告诉孔子：“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一个了不起的商人，深藏财货，而外表看起来好象空无所有；

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内藏道德，而外表看起来好像是愚蠢迟钝。

什么意思呢？

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平静沉默，切忌骄傲自大，夸夸其谈。

一个人说话不知节制，喜欢自吹自擂，很容易招惹祸端。

曾国藩以前，也和很多普通人一样，喜欢说大话。

有一次曾国藩父亲过生日，老乡郑小珊前来祝寿。

当时的曾国藩刚入翰林院，有些得意忘形。

就对前来祝寿的友郑小珊夸夸其谈，吹嘘自己，大有扬眉吐气的意思。

没想到却惹恼了郑小珊，寿宴还未结束郑小珊就愤怒离去。

事后曾国藩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懊悔不迭，此后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为教育手下人，写了著名的“劝诫浅语”，其中第三条便为“禁大言以务实”。

他把这种行为准则带到了用人标准中。

等到有了子嗣，曾国藩便在家书里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立身以不妄语为本。”

人到中年，最忌的就是因轻浮和自满而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

做人应时刻谨记，不说大话话和空话。

老子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谨言慎行是态度，适当沉默是修养。

真 正聪明的人，守得住心，也管得住嘴。

人到中年，极易陷入油腻世故的陷阱里。

被生活磨平棱角，被现实压弯了腰，于是违心话脱口而出，违心事随手就做。

但有句话说得好：

“ 人到中年，知世故而不是世故，才是为人处世最高的境界 。”

“知世故”使得自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进退有度，不因死板而显得毫无生趣，也不因棱角过于锋利而四处树敌；

“不世故”则让自己在鱼龙混杂的 社会 中恪守原则，不摒弃初心，不曲意迎合。

在曾国藩成为地方大吏后，最头痛的就是如何处理下属送礼的问题。

因为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拜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身处官场，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

而且如此不近人情，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基本的 情感 联系。

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最便宜的。

这样既维护了下属的情面，也彰显了自己的原则，让上下级都好做人。

同治四年，容闳从美国购机器回到中国后，第一个想拜访的就是曾国藩。

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送礼物。

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说：

“如果他给的是二十金以内的礼物，那就收下，否则，就原封不动的退回。”

自始至终，曾国藩虽收受礼品，但是一直守住自己的底线。

《菜根谭》中有句话说：

“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尤洁；

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而不用者为尤高。”

近权势名利，而不为之动心者更清高；

通计谋权术，而不去使用则更可贵。

人到中年，总有一些原则需要坚持，总有一些事情不能妥协。

世俗也许很强大，世界也许在变化，每一种面对都不容易。

但无论如何，都别忘了自己的本心。

在这个浮躁喧嚣的世界，一颗初心，胜过繁华万千。

中年，是人生的分水岭。

人生下半场，只有管住嘴，守住心，保持谦逊的心态，放下无用的面子，

我们的人生，才能越走越顺。

曾国藩：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曾国藩·乱世自警之一 ：与众不同的财富观

曾国藩·乱世自警之二：“人满天刮平”

前言：

瘟疫，兵祸，天灾相继而至。晚清风雨飘摇，灾异不断。身逢乱世，应当随波逐流，浑噩且过？还是砥砺猛进，慧眼警醒？曾国藩感叹身在乱世，实为不幸。

面对欺辱、毁谤、功名与诱惑，他战战兢兢遵循传统，勤谨修身。经历千百险阻，不屈不挫，终于乱世中脱颖而出。他立德立言立功，是大清第一位以文臣封武侯，虽位极人臣，功高震主，仍能善始善终。

我们撷取曾国藩家书、日记及史稿，从财富观、修身思想、治家智慧、养生之道等不同层面，呈现曾国藩秉承的传统价值，为读者再现遗忘的精华传统。

清军常年与太平军战争，导致百姓饥馑，民不安生。面对人间疾苦，曾国藩除了伤叹，别无选择。他只是朝廷的钦差大臣，不是圣人。但当战局扭转，清军接连反败为胜，曾国藩总督的军队所到之处，面对黎民涂炭，他无法再袖手旁观，置若罔闻。于是在辖区发放米票，赈济百姓。百姓凭米票换取救济粮。然而当米票回收后，曾国藩发现竟然多了二千三百多张票。在如此艰难的时局下，地方官员竟敢公开，与民夺利。他直叹：“人心之坏，殊可痛恨。”

久经官场，目睹风云，曾国藩对人心人性也了解得愈加透彻。身处功利官场，他更希望自己和弟弟们能兢兢业业，做一个不问功名的“劳谦君子”。

曾氏兄弟同在官场，难免观点不同，政见不一。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二人志向兴趣不同。曾国藩家书中曾说曾国荃比较外放，接近于春夏发舒之气；自己比较内敛，接近于秋冬收啬之气。曾国荃认为有了抒发才有生机和旺盛。曾国藩的意思则是凡事有收啬，才能促成生机和厚实。因此，他平日很喜欢古人说的一句话“花未全开月未圆”，觉得那是惜福之道，保泰之法。

“花未全开月未圆”出自北宋名臣蔡襄（1012年－1067年）诗作《十三日吉祥院探花》，全诗曰：

“花未全开月未圆，看（一作寻）花待月思依然。

明知花月无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怜。”

原诗见于北宋书法家蔡襄《山堂诗帖》

大意是说，当花儿全部盛开，那就意味着开始凋谢了；当月亮满盘后，就要开始残缺了。然而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之时，会使人心有所期待、有所向往。虽然明知花月无情，还自作多情岂不是更加可怜。曾国藩欣赏这句“花未全开月未圆”，或许言外之意，人生也是如此。当达到巅峰后，接着就要开始下滑了。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

兄弟二人，一个主张抒发，犹如花儿完美盛开；一个主张收啬，犹如花苞静待绽放。观点不同，处世态度也不同，曾国荃一度对兄长颇有怨言，兄弟不和的传闻也日益甚嚣。曾国荃经常抱怨，他看到听到了一些不满意的事，但又压在心里，不明说到底是哪些事？曾国藩开导他，如果是与兄长意见不合，尽可敞开胸怀说明，不必忧郁自抑。

自同治元年（1862年）春，曾国藩开始布署对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战，他把主要进攻的重任交给了曾国荃。凡是曾国荃率领的军营索要银钱、军械等事，曾国藩每次都会加以节制，也正是借鉴“花未全开月末圆”的意思。

但是每当到了至关危机之时，曾国藩救焚拯溺，往往出手非常慷慨。他知道，因为没有满足弟弟索要军饷、武器诸事，所以弟弟心生怨气，愤愤不平。所以主动说破了弟弟心中的郁结，希望他不要抑郁，再心生疑虑。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清军和太平军之间的战事，进行得如火如荼。曾国荃作为一员悍将，为保大清江山，立下诸多战功。曾国藩对曾国荃等人说：“我们现在办理军务，正是处于功利场中，应当时刻保持勤谨。”他一连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像农夫一样努力地耕种，像商贾一样追求盈利，像背纤的船工辛苦地在上滩拉纤。如此辛苦地营生，白天劳心劳力，夜晚劳思劳神，为的就是求得一个好结果。

曾国藩叫人刻了一枚“劳谦君子”印章，送给曾国荃。同年四月，曾国荃写信向兄长诉苦，“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这些难处具体指哪些，在书信中并没有提及。但从曾国藩的回复看，曾国荃这十个字也说到了他的心里。或许因他们大权擅专，引起他人忌惮。所以曾国藩主张分放权力，将总督官位交出去，另外选拔大员担任。他希望兄弟们能保持兢兢业业，将来如果遇到适合的机会，便立刻抽身引退，也许这样可以善始善终，以免蹈大灾大祸！

清军围攻金陵伤亡惨重，仍然没能攻克金陵。加之军饷奇缺，诸事不顺，曾国藩温郁成疾，他的弟弟曾国荃身为主将，更是心血久亏，甚是劳苦。在同治二年十一月的信中，曾国藩安慰沅弟（曾国荃）：“?自古以来，凡是出现大的战争，大的事业，人的谋略只占十分之三，而天意占到十分之七。往往劳累日久的人，不就是成名之人吗？成名之人，不就是享福之人吗？”

曾国荃率领清军收复了武汉、九江、安庆等地，曾国藩认为：“积劳之人就是成名之人，从天意来看，自然十分公道的事。然而，不可以依仗这一点。我们兄弟在‘积劳’二字上多下些功夫，‘成名’两字不必去问；‘享福’两字，更不必去问。他认为只要下足了功夫，不必去问功名，自然会水到渠成。

时局艰难，军务繁琐，曾国藩每日仍然坚持披阅诗词古文，阅读一卷经史，并分四条编记，分别是：一曰性道至言，二曰廉节大防，三曰抗心高望，四曰切己反求。这四条涉及修身养性，慎取、自许、反躬，遇到挫折不去责怪他人，而是先找出自己的问题，加以修正。

清军攻克金陵，曾国藩感叹这实在是“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虽然其弟曾国荃屡建奇功，他也没有把奇功都算在弟弟身上，而是认为“全凭天意主张”，完全是天意所致。他说：“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曾国荃攻克了金陵，肃清了江苏全境，曾氏兄弟为清廷除掉了心腹大患。此后，名望虽减，但不至于身败名裂；带兵虽久，朝廷也没有贬斥之辞，全局也没有其它变故，曾国藩认为这已经是家门之福，兄弟之幸。此时此刻，只应该敬畏上天，认知天命，不能埋怨上天，归咎他人。

当他和兄弟为社稷立下奇功，他有功不居，反而上疏恳求开缺，或请求削除封爵，尽可能把功勋归于同僚或属下。曾国藩在人生功业的巅峰，著作了《求阙斋读书录》。求，指责求；阙，指过失。他一生严于责己，反省己身求阙不断。直到生命的最终，他什么都没有失去，反而应有尽有。在浑噩的世俗，那朵未全开的花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姿态，历经百年长久不败。

参考资料：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日记》

《曾国藩全集》（十二）

阅读开智慧，分享积功德！

曾国藩家书·修身篇（节选）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

曾国藩：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关于曾国藩，如今对他的评价争议很大，有说他是一个圣人，一个完美之人，也有说他是一个屠夫，一个凶残之人。

　说曾国藩是圣人，主要和古代文人的「立功、立德、立言」评价标准有关，镇压太平天国是立功，出世哲学等是立言，曾国藩没有立德。因此，从这一点上看，曾国藩做到了两点，似乎至少可以称为「半圣」！

　说曾国藩是屠夫，主要和镇压太平天国有关，在这一过程中，曾国藩纵容湘军烧杀抢掠！最典型的是，曾国荃攻下南京，将百万军民，全部一空，史无前例的犯罪！让人震惊的是，这一切却出于曾国藩的授意和鼓励！

　可以说，从历史评价和历史现实来看，曾国藩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本文重点讲述的，是曾国藩魔鬼的一面，即：曾国藩究竟有多残忍？他的这三句话，李逵看了都要汗颜！或许，也该问一句：说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曾国藩，究竟是圣人，还是禽兽？

　大家都知道，李逵是一个超级屠夫，水浒传中说李逵，砍瓜切菜，杀的兴起，就不管不顾的随意！然而，如果李逵看到曾国藩的这四句话，或许也会感到脸红吧！

　第一，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荃在攻打安庆之前，收到了曾国藩的一封书信，重点有这么一句话，即：「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仁慈而误大事。 」意思很明确，就是攻破城池之后，要以多杀为主，这才是大事。曾国荃攻下安庆之后，将城内2万多太平军，无论投降抵抗，全部屠戮一空！

　第二，安庆之屠，曾国荃觉得过于残忍，心有不忍，就回信曾国藩说了这件事。几天后，曾国藩回信训斥，「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还写了一封信给曾国潢，语气让人不寒而栗，即：「安庆克复，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心。」

　第三，曾国荃对南京的围困，导致南京城内饥荒，李秀成希望湘军放城内老幼妇孺一条活路。但曾国藩回信说：「城内放出之妇幼，迪庵前在九江一概不收，扔送进城内。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二则恐贼之眷口从此得生也。望弟参酌。」意思很明确，即：用妇孺消耗太平军的粮食、扰乱其军心，最终赶尽杀绝！

　第四，曾国荃血屠南京之后，舆论一片哗然，但曾国藩却不管不顾，反而还说了一句话，即：「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就是把太平军活动范围内的无辜百姓，都全部杀光，这样太平军就犹如「无水之鱼」！显然，这一政策简直是丧心病狂，比日本人还要残忍！

　其实，从曾国藩的书信中，还可以看到很多残忍之举，（1）对俘虏的太平军，或不分官兵「一概剜目凌迟」，或『凌迟枭示』，或「就地剜目凌迟」，（2）更让人惊悚的是，《湘军纪》载，「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曾国藩命令）杀死后令兵勇割人肉生吞。」（3）英军俘虏的太平军，交给湘军之后，女的被奸之后，开膛破肚，男的一概凌迟处死，即便婴儿小孩也不放过！

　那么，曾国藩为何这么残忍呢？纵观古今世界，除了曾国藩，有哪一个人如此禽兽的对待同胞！关于这一话题，有三点值得一提！

　（1）毫无疑问，曾国藩的这一系列行为，已经不能用军事和战争来说明了。史学家范文澜对曾国藩行为的分析，认为曾国藩的政策是「 *** 报复」！

　（2）曾国藩的行为，可能在早年就埋下了。早年刚到北京时，曾国藩就立下这么一个志向，即：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或许，这也说明曾国藩行事会不择手段！

　（3）曾国藩心理变态！客观的说，这一点没有历史依据，但从他一系列 *** 行为来看，并非不存在这一种可能！即便是以日军之残忍，也比不上他吧！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这么一个曾国藩，即：为了达到圣人目的，行事不择手段，即便禽兽之举，也敢坦然使用。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不择手段，是对下面不择手段，但对皇帝等还是很恭敬的，争做一枚好奴才！因此，从结果上看，曾国藩好像成功了，但从过程上看，曾国藩和古代圣贤相差甚远，至少古代圣人可不敢无辜百姓！显然，曾国藩是一个伪圣！如今，我们可以赞同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但却应该反思鄙视他的行为！如果不加分辨的粉曾，那么可能无益有害！

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

曾国藩家书·修身篇（节选）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

原文

诸位贤弟足下：

十月廿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愤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 ，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 ，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

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立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功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诸弟看。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页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 ，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有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 。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页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 请业，而心已师之矣。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近事大略如此，容再读书。兄国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

注释

负薪：背柴，相传汉代朱买臣背着柴草时还刻苦读书。

牧豕：放猪。相传汉代承宫一边放猪，一边还在听讲解经书。

数奇：这里指命运不好，遇事不利。

符契：符合、契合。 贽：拜见师长时所持的礼物。

致九弟·勿长傲多言，不可强充老手

沅甫九弟左右：

初三日刘福一等归，接来信，藉悉一切。城贼围困已久，计不久亦可攻克。惟严断文报是第一要义，弟当以身先之。家中四宅平安。季弟尚在湘潭，澄弟初二自县城归矣。余身体不适，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温弟何日至吉安？在县城、长沙等处尚顺遂否？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 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 。静中默省我之愆尤 ，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横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洽。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闻在县有随意嘲讽之事，有怪人差帖之意，急宜惩之。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九弟妇近已全好，无劳挂念。沅在营宜整饬精神，不可懈怠。至嘱。兄国藩手草。

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

（选自《曾国藩大全集》永恒珍藏版，曾国藩著，武汉出版社，2010）

注释

朱：传说中先古时代部落首领尧的儿子，荒*无道，所以尧传位给舜。

嚣讼：傲慢嚣张，不辨是非。

愆尤：过失，错误。

赏析

曾国藩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一贯重视修身养性，认为在当时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晚清社会，尤其要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其家书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有关修养的内容。

首先，他讲求立志。人要自强自立，最要紧的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曾国藩认为，“欲求变之法，总需先立坚卓之志”。他非常自信地认为，人只要立志，

奋发努力，是可以达到最终目的的。他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从某个层面上反映曾国藩执着于事功，但也说明了立志的重要性。他说：“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关于立志，曾国藩还在家书里提到：“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总之，就是要按照修齐治平的理论，为社会干一番事业，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代圣贤。他还向人表示：“君子当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

其次，他主张反省。一个人德行的进步与否，与意志是否坚定，与知识渊博程度高低有密切关系，但是也与能否时刻反省自己有直接关系，即能否“静坐常思己之过”，能否时刻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纵观家书，曾国藩一生在反省上最下功夫，后世对其多有称道，认为曾国藩德行的长进是由于立志与求知，也来源于其反省的次数多，并有改过的勇气。曾国藩每次反省都是从细微处着眼，改过自新：“念念改过，虽小必惩。”再次，他认为为人应谦虚。鉴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曾国藩从保全自己和调整与周围的人际矛盾出发，主张言行谦谨。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他提出举止要稳重，说话要谦虚谨慎，更要其“终身牢记，无一刻可忽”。在《致九弟·勿长傲多言，不可强充老手》中，他对弟弟说，自己享受这么大的名分是受之有愧的，故每时每刻都不敢以此为资本向人炫耀。这里，曾国藩以平缓的语调道出了生活哲理：人贵有自知之明。失意时多看自己的长处；得意时多看自己的短处。这就叫作“胜不骄，败不馁”。1854 年，曾国藩 44 岁，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但是他比一般人能更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处境。他认为自己是名不副实，“故不敢稍涉骄奢”。同时要求子弟俭于自奉，满招损，谦受益，不可倚势骄人。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谦虚呢？他提出的方法是戒“长傲”“多言”。此乃人生的两大凶德。一般的谨言慎行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要自省、自知。他认为人应当认清自己的角色，虚心向下，这样谨言慎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限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节选了《曾国藩家书·修身篇》中的三则家书。此外，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他还指出为人要浑厚。关于“浑”，他说：“大约与人纷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最切于实用耳。”这就是说，在是非曲直的问题上，不可自以为是，必须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因此，曾国藩在家书中也屡屡提到“处世为人理应与人为善”“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不要苛求别人，要求大同，存小异。

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是“慎独”，这在家书里也有提及。另外关于勤俭方面的内容也随处可见。曾国藩重视修身，以至于不惜舍身卫道，正是由于立志、反省等修养，才具备了同时代人不具备的一些精神素质。

作者简介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倡导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876.曾国藩：居安思危常怀戒惧之心，畏惧谨慎常思修身养德

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写完几份公文后，饶有兴趣地读起苏轼的诗来。

看到《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这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颇有感触，但又觉得意犹未尽，遂在后面添上一句，变成“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意思是说经营家业不求富贵，读书不是为了做官，积德行善不求回报，著书作文不是为了流传后世，这时的曾国藩已纯粹是品性恬淡，超然物外的生活处世态度了。

年轻时的曾国藩可不是这样，那时候，他的功利之心是很盛的，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好友刘蓉就说曾国藩是“锐意功名”，读书只为做官，做官只为求名。

曾国藩中了进士，到了北京后，学会喝酒应酬、请客吃饭那一套，沉溺在烟、酒之中，为物欲、名利所困扰。后来曾国藩写信给诸位弟弟说：“我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留给子孙后代享用为可羞可恨的事情，故我已私底下立誓，总不以做官发财以留给后人，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

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三十岁，此时的他虽然立志破除名利之心，但实际上却没有做到，挣扎在天理与人欲之间，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有时甚至为了一点小利都会同他人争吵。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他和陈岱云到北京琉璃厂买纸，路过书店时看到一样好东西，便打算买下来，恰恰另一位客人也看上了这样东西，于是两人互不相让，大吵一架，最后老板干脆两人都不卖了。

曾国藩回来后痛责自己：“争名争利，甘为下流！”

有一天晚上，曾国藩居然梦见别人得到意外之财，而自己非常羡慕。

俗话说：夜有所梦是因为日有所思。曾国藩连做梦都想着名利，说明他把功名利禄看得过重，走向了极端。当然，他醒来之后难免又有一番自责，可是自责归自责，第二天他又动了功利之心。

曾国藩去汤鹏家饮酒，席间，大家都在谈论，昨天谁收到了“别敬”，今天又有谁收到了“别敬”，然后互相比较一下，场面好不热闹。

“别敬”其实就是当时贿赂的讳称，比如地方和下级官员在夏季给六部司官的“孝敬”，叫“冰敬”；在冬季给六部司官的“孝敬”，叫“炭敬”。曾国藩听见别人都在夸耀自己收了多少“别敬”，又为之心动。

回家之后，他又是一番自责：“本日听说别人收到别敬，怦然心动，真可谓下流矣！”

其实，人生在世，必有物欲，这是人之常理，但作为理性的人，要节制“物欲”，决不要做“物欲”的奴隶。可以说，曾国藩有一段时期也非常迷茫，名利一直是他以前奋斗的目标，但名利、物欲又是人的私欲，私欲膨胀，就会使人丧失善心，变成恶人、小人、妄人，人就不能修养成善人、君子、圣人，这是很危险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1842）底，他说：“最近我非常郁闷，是因为我有非分的欲望缠身，造成身心俱病，可怎样才能戒除物欲，拔除功利之心！”

曾国藩带着这些疑问向好友倭仁请教。倭仁后来虽官至极品，但他是那个时代的非功利主义的杰出代表，为人严谨简朴，淡泊名利。

据说，倭仁从来不收礼送礼，一生根本没有贵重物品，甚至没有乘轿的钱。他有一件狐裘，皮革已破损外露，无钱购置新衣，就用布在外面打上补丁。倭仁听说曾国藩的来意后，就说：“你必须将名利心拔除净尽，才能光明正大地做个正人君子，甚至可以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贤，你可从俭素做起。”

当时，倭仁在北京创立了吃糠会，自任会长，以提倡节俭，曾国藩欣然加入该会，决心清心寡欲从饮食做起。

后来，曾国藩给刘坤一写信说，“倭相服官四十余年，不名一钱，讲学持躬，不愧第一流人物”。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八日，曾国藩收到好友黄晓潭的信，黄晓潭在信中向曾国藩请教几个问题，曾国藩便在回信中说，我已回答了你的问题，你应该回报我。但后来他想想，觉得这种要求很不妥当，马上重写一封。

晚上，曾国藩将这事写在日记中，倭仁阅看后，告诫曾国藩，此名利之心切不可有，虽有之，而后能迁善改过，也是可敬的，此后断不可有。倭仁还时不时地给曾国藩敲一敲警钟。

在倭仁的督促以及不断的自省过程中，道光末年的曾国藩在戒除物欲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俗话说得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以曾国藩当时的官场位置，完全有条件向他的老前辈和珅学两招儿，从别人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身上弄些钱花，但曾国藩却非常清廉，他在京官时期“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亦未曾以此数赠人”。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谋得一个差事，外放到江西担任乡试正考官，然而到安徽时，却接到母亲逝世的消息，于是回家奔丧。但此时他的家眷还在北京，要回湖南的路费成了问题。曾国藩不得不写信告诉次子曾纪泽，要他在北京开吊收取赙仪，如果还不足的话，还请朋友毛鸿宾代为筹措，他还在信别强调：“这些费用，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即不滥，我已愧恨极矣。”

曾文正公留给后人最经典的一句话是：结硬寨，打呆仗。

曾文正公：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是什么意思

曾国藩和曾国荃虽为同胞兄弟，但两人性格差异却非常之大。曾国藩自谦、居安思危，曾国荃却爱耍官气、摆架子。

曾国荃军功在身，深受朝廷器重，屡受朝廷封赏、加官，这也是曾国荃爱摆架子的原因。

曾国藩深知弟弟这些毛病，所以经常写信劝告弟弟，一定要谨慎小心，时刻反省自己。

1861年，曾国荃与多隆阿、鲍超等打败太平军援军，因功以按察使记名，加布政使衔，赐黄马褂，旋又以“追殄余贼”，赐号伟勇巴图鲁。

当年11月，朝廷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

自清朝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成了清朝以来汉族官僚获得权力最大的人。

1862年，曾国荃实受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曾家两兄弟一时风光无限。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

他在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说：“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在他看来，身处高位、声名显赫的人，自古以来能善始善终的人很少，为了能保住晚节，一定要适当地退让少许权位。

可见，曾国藩头脑非常清醒，居安思危，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审时韬晦。

曾国荃自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回湖南招兵后，便一去不返。曾国藩多次催促他尽早回军增援上海，不过居功摆架子的曾国荃赖在家中一直迟迟不动，并拒绝带兵增援上海。

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再次写信给曾国荃。

在信中曾国藩再次叮嘱曾国荃只身坐轻舟提前先来，最好是日夜兼程来营，以便来营后筹商一切，不过曾国荃直到正月廿八才动身返回。

这边曾国荃一拖再拖，优哉游哉，那边曾国藩为一家之内，接连受到朝廷的恩宠，占据高位，觉得心中有愧，惶恐不安，发誓要“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可见，两个人的秉性着实不同，为人处世的方式也很不相同。

正所谓“龙生九子各不同”，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真是很好地诠释这句话的典型实例。

1863年春，曾国藩亲自到雨花台视察军队，看到“围屯坚定”，决定放弃退军的想法。曾国荃被提拔为浙江巡抚，仍统制前敌各军，规围南京。

曾国荃与杨岳斌、彭玉麟等统筹形势，合水陆各军激战多日，控制九洑洲江面，继而先后攻陷上方桥、江东桥以及南京中和桥、双桥门、七瓮桥、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秣陵关、博望镇等要地。

在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的信中，曾国藩曾劝九弟曾国荃：“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但能于两席中辞退一席，亦是一妙”。

后来，曾国荃改任浙江巡抚，所以曾国藩又嘱咐曾国荃：“已换署新衔，则不必再行辞谢。”

对于曾国藩来说，当官的人最应该畏惧谨慎。首先是以方寸为严师。其次是左右熟悉的人，如巡捕、戈什、幕府文案，以及部下营哨这些人。再次是畏惧文人的议论。

正因为有所畏惧，谨慎小心，时时战战兢兢，不断反省检查自己，所以曾国藩才能长盛不衰，久立不败之地。

04 注重提拔，保举人才

曾国藩把保举人才比喻为对禾稼的灌溉。针对当时社会官官相卫、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的弊病，他很注意保举人才。

在日常公务中，如果发现了可造之才，他总会将其破格提拔，并向朝廷推荐。

不过，曾国藩对官场贿赂公行、滥用保举的风气是十分反感的，认为这是导致吏治腐败的原因之一。

所以，他认为保举不能太滥，要经常反省自己。“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惟保举太滥，是余乱政”。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谨慎的人，他的一生都不忘以此来修身养德。尤其是在位高权重之时，还能谨慎行事，让曾国藩得以避过很多权臣盛极而衰的悲惨结局，善始善终。

国藩（1811-1872） 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长沙府湘乡（今湖南省双峰县）人。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教育了。

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

曾国藩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的一生是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分不开的。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藉著清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仅他自己直接，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即有人责其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领残的本性。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

曾国藩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左宗棠、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进入山东，使曾国藩的战略全部破产。曾国藩被免职，由李鸿章接代。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垂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公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曾国藩之文学成就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等均受他文风影响。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之军事功劳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曾国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李圭：《思痛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曾国荃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曾国荃于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曾国藩处死李秀成，是为灭口。

曾国藩之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干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曾国藩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昧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取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和蒋中正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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