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词，文章，给你有哪些启示

苏轼是经历北宋中期到后期的文学大家,他上承以欧阳修为文坛盟主的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大潮,将诗,文,词等诸种文学艺术样式推向了北宋的最高峰,下开"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加上李廌,陈师道,又称为"苏门六君子")等人才辈出的局面,成为欧阳修之后更为杰出的文坛领袖.文章对苏轼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以及苏文,苏诗,苏词作详细介绍,并对苏轼在宋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加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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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 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 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一,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

(一),苏轼的文道观与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此点与《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相同).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象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

史论,政论—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韧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

2小品文

史论,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正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造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于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和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

3叙事记游之文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融.

叙事记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

《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的得名,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前人的说法,并引申出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一段: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宵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

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

由于苏轼作为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很少有芜辞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二),苏轼的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取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情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怜,寄命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二,苏轼的诗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一),苏诗题材取向

1,向外:积极干预社会现实——"一肚皮不合时宜"——批判现实

通过描写民生疾苦(天灾人祸)表达对现实的批判.

蝗旱之灾:《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肌肠痛."

洪涝之灾:《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

赋役之祸:《吴中田妇叹》:"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通过反思历史以批判现实.如《荔枝叹》:

2,向内:进行深入的人生思考——哲理的思索——苦闷与超脱——乐观旷达的精神("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哲理的思索.

《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

3,苦闷与超越.

深刻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

苏诗中虽然时时有传达逆境中的苦闷者,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则表现出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写苦闷者,如《寒食雨二首》,写"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

4,体现乐观,表现超越者.如《初到黄州》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之句,黄州,惠州,儋州,皆东坡贬谪流放之地,苏轼能从贬谪流放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幽默的笔调化解之,其乐观旷达的精神可见一斑.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 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气势雄放.

(二),苏诗艺术风貌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

(1)翻新出奇的艺术技巧

苏诗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

《南园》"春畦雨过罗纨腻"

《百步洪》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妙喻连生.

苏诗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

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云:"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

苏诗对仗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

《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山忆喜欢劳梦远想,地名惶恐泣孤臣."

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可复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2)无与伦比的表现能力.

赵翼《瓯北诗话》云: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

临流照影,汲水煎茶,在东坡笔下都写得格外生动有趣.

《泛颍》"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

《续丽人行》咏周昉美人画"背面欠伸内人",从虚从着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化难为易,举重若轻.

(3)刚柔兼济的"清雄"风格

苏轼转益多师,曾模仿过陶,李,杜,韩,孟诸家,乃至诗友黄庭坚的诗风,都能惟妙惟肖.体现出多元化的审美情趣.

苏轼尤其重视两种相互对立的风格的融合,在他的创作中,十分注意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少余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呈现出"清雄"的风格.

三,苏轼的词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改革,最终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成为一种可与诗相提并论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

(一),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苏轼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词"为诗之苗裔"(《祭张子野文》)

词"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

(二),对词境的开拓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抟抟.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人,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以后复杂的人生感慨.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

《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分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向外在的世界拓展.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生活交际,闲导读书及躬耕田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词对自然山水的描绘,或以奔走流动的气势取胜,如"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或以清新秀美的见称,如"山雨潇潇过,溪桥浏浏清.小园幽榭枕苹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行香子·过湖州作》)有的则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和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入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如《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用自己的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三),以诗为词

所谓以诗为词,就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具体表现:

1,题序的大量使用

2,典故的运用

四,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综上所述,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其一,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其二,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享有极大声誉,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

苏门四学士,秦,黄,陈,张

苏门六君子,秦,黄,陈,张,晁,李

苏轼影响下的文人.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

总之,苏轼是个文艺全才,诗,散文,词,书法,绘画都有杰出的成就.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均对当时与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问：苏轼在《念奴娇 赤壁怀古》中说，“人生如梦”谈谈你的理解和想法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苏轼画真迹，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

苏轼诗文集合刻本有明成化程宗《东坡七集》本。包括附录的《年谱》，共112卷。有清末端方校印本、《四部备要》铅印本。从宋代开始，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较著名的：诗注有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由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文注有南宋邱晔编注的选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明末茅维的《东坡先生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词注有近人朱祖谋的编年本《东坡乐府》和今人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

苏轼赤壁赋中那一句表达作者对天地人生不变的哲学观点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点睛之笔，如何理解它是能否正确认识词旨的又一关键。关于其评价，众口一词：抒写了诗人“心灰意冷”的消极人生思想。这几成定评。但笔者仔细揣摩，以为它张扬的是作者高尚的人生理想，给人以积极的感奋力量。

“人生如梦”其“人生”实指“仕途”。词中纵观历史，谈的是“千古风流人物”在仕途上的功勋业绩：思考现实，忆的是自己宦海生涯的苦难，亦是仕途，苏轼因所谓讪谤朝政，险掉了性命，故不用“仕途”、“宦海”而用“人生”，以免涉及议政，而再次大祸临头，苏轼入狱受审，浩劫余生，待罪困居黄州，他回顾自己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咀嚼仕途况味，借佛家“六如”（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的观点，表达了他对功业理想的意义和价值的怀疑和思考，并以之扬弃曾执著追求的功业理想，其仕途上的虚幻意识异常沉重，又加之以“一尊还酹江月”与之相承，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其表层意蕴上，不结合苏轼其人去分析它，那么说它厌世、混世、享乐思想俱全，说它反映了诗人悲观颓丧的消极人生观，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作品形象的意蕴，是从作家心理深层迸发出来的火花，是潜存于个人、社会、历史、宇宙多种基因的染色体，是客观形象的情绪化，其根源并不在于客观形象自身，而在于作者的主体思想感情。而东坡的大部分词是表现主体意识，塑造自我形象，表达独特的人生体验，抒发自我人生理想。诚如元好问所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乐府引》近人龙沐勋也注意到这点。他的《两宋词风转变论》说苏轼“悍然不顾一切，假斯体以表现自我人格与性格抱负”。（《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那么要发掘“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意蕴的真正指向，我们就不能仅就其形象而言其义，更重要的是把握诗人的主体思想感情。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论述的就是这个道理。

毋庸讳言，“人生如梦”确有苏轼在仕途上的“政治退避”的消极一面，我们不必为所爱拔高其作品的思想性，但我们也不能因词中流露了消极情绪就作简单否定。在精神痛苦中，诗人确含有藉此排遣内心郁积的真实方面，可它又不是其精神世界的全部。“仕途如梦”并不意味着诗人整个人生态度消沉了，他并没有像前人由此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其落脚点不是从前人的“政治的退避”变而对“社会的退避”，而陷入消极的泥潭不能自拔。苏轼在以佛老思想排忧解愁时，就告诫自己：”学佛老者，本期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答毕仲举书》）他对佛家的懒散和老庄的放逸有所警惕，这说明他的人生追求是积极的，其居黄州时期，在文学上取得令人惊羡的成就，这就是明证，其弟苏辙说：在这之前，他们俩兄弟的文章不相“上下”；“既而谪居于典，杜门深居，驰翰翰墨，其文一变，如川方至，而辙膛然不能及也。”（《东坡墓志铭》）苏轼有如孔子，“欲以治世弊，道不行，则定《诗》、《书》、订《礼》、《乐》、序《春秋》、。”《汉文学史纲要》）孔子不遇于鲁，则去而它适；道不行，则退而著书立说，其人生态度可谓积极。苏轼在宋代文坛的领袖地位足以说明他不仅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而且人生追求是孜孜不倦的。因此，苏轼这里不是借“酒”写“愁”，这不合乎诗人旷达自适的个性气质；是借“酒”写“乐”，但也不是表达混世、厌世、纵欲享乐之情。那么，它寓意为何？现试从诗人自我人格、个性气质、处世哲学、人生理想等方面探寻。

东坡的词往往是风格如人的，词品如人格。关天其人品，即使对苏轼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能不赞叹其凛然正气。其云：“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谈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霜、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跋张以道家藏东坡枯木怪石》）苏轼一生把“人格”、“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早所所写的《屈原塔》云：“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忘躯犯颜之士”（《上神宗皇帝书》）自居，又以“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曲洧旧闻》卷五引）自负，并以“危言危行，独立不回”（《杭州还乞郡状》）的“名节”自励。他作《刚说》反驳“刚者易折”的说法，认为此乃“患得患失之徒”的论调，直到晚年，他仍表白“君命重，臣节在”（《千秋岁》）。苏轼在“俯仰万变”的仕途沧桑中，始终是以节义自守的，实现了自身人格道德的完善。他贬居黄州时写下“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寺寓居作》），其决不攀附权贵，守正恶邪的高尚人品跃然纸上。如果我们联想到其因“乌台诗案”险遭杀头的事实，其“一尊还酹江月”，这个以“江月”为侣，与“江月”同乐的形象，仿佛重现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风节凛然的直臣范仪，暗示了其虽处穷厄，誓不“俯身从众，卑沦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的道德风范。

听任自然，随缘自适，超然达观，是苏轼的处世哲学。这也是他仕途上的进退观。他云：“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优游岁月，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他以这样的哲学观保持内心平静，开朗乐观。他用这样的处世标准衡量古人，批评管仲不能做到“谏而不听，则不用而矣”（《论管仲说》）指责责谊“不善处穷”（《论贾谊》）。他非常赞赏韩琦、欧阳修“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一处世哲学无疑地帮助他超越政治上的巨大创痛，而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形象，体现了他的这一处世哲学观，表达了他对功名富贵超然自适的通达襟怀。

苏轼是很具个性的人。他曾借“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王复秀才所居双桧》）抒写自己挺拔不屈的性格。这一个性不仅未因政治受挫而改变，在黄州时反而尤为突出。其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防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以至后来贬到边远的惠州仍作诗云：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这首诗传至京师，章敦笑道：苏轼还这般快活吗？于是就把苏轼贬谪到更远的儋州。这是绍圣四年四月发生的事。苏轼的政敌从“春睡美”这个快活形象中，体味到诗人政治上的不屈。”一尊还酹江月”这个“乐”的形象，不同样表达了诗人对政治迫害的轻蔑又不屈的个性气质吗？其对抗挫折，迎战命运的意义，尽在言外。清人刘熙载云：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艺概·词曲论》）

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诗人的人格的独立精神。“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的挚爱，并在人生思考的多元取向中，最终落实到对个体生命与独立的人格价值的不倦追求。诗人以“人生如梦”否定了追求政治功业的价值，以“一尊还酹江月”表达了他转而追求道德价值，追求自我人格道德的完善的人生理想。这也是“达兼穷独”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诗人“故我”的理想破灭了，但他不能不在社会存在中继续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一尊还酹江月”这个与“江月”为伍，决不苟且从俗，保持自我本性的形象，正是张扬其人格的独立精神，暗示出诗人新的人生思想——实现自身人格道德的完善。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记录了苏轼价值取向前后变化的过程。苏轼在《东坡墓志铭》中说：“（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辨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这段话充分说明苏轼思想的复杂性及前后变化的过程。“乌台诗案”应是其思想变化的分水岭。苏轼在黄州给他朋友的信中说，李端叔对他的“称说”是“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所“称说”的“皆故我，非今我”。其“故我”、“今我”谓何？其词的“周郎”者，故我也”：“一尊还酹江月”者，今我也。即执著地追求功业理想者，故我也；追求实现人格道德完善者，今我也。诗人在这里借象显之，思深而意远。

总之，我们应根据诗人仕途上的进退观、自我人格、个性气质、人生理想的变化，去把握“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个文学意象的丰富内涵，去判定它蕴含的潜在的相对确定的定向暗示和情感意向，那种停留于语言形式而轻率作出简单化、肤浅化，甚至曲解性的评价，是不可取的。最后，让我们把诗句放回原作中、用简表来说明它与全篇作品内容的有机联系吧。

200分题 苏轼 论文 200分题

“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写出人在浩渺宇宙间茫然不知所之的感受,而“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又以极精炼的文笔,写出冬日秋江上枯寒荒疏的印象.

苏东坡有着什么样的人生境界？

从东坡词看苏轼的人生思考

东坡词中，有一个或显或隐、贯穿始终的基调，我们不妨称之为“人生咏叹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作者持续不断的人生思考：其广度和深度在词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

东坡词所体现的人生思考主要有以下三对人生矛盾：

一、出仕与退隐。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长时间在宦海浮沉，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尤其是在感到失落以及在政治上受挫，遭致贬窜之时。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倾向恬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在经历了宦海浮沉之后，词人更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其退隐的内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可见词人仍在出入之间徘徊。在词人看来，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是功成身退：“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二、理想与现实。词人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长恨此身非我的，何时忘却营营”；“人生底事，来往如梭”。他的飘泊感、沦落感、厌倦感也油然而生：“生人到处萍飘泊”；“天涯同是伤沦落”。乌台诗案，黄州及岭海两度流贬，都曾使词人的理想破碎，“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词句饱含曲折和难言的苦衷！词人忽而迷惘：“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忽而负屈：“问公何事，不语书空”；忽而沉痛：“珠泪溅，丹衷碎”；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所引发的。

词人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的步履为什么那样艰难？一是朝廷党争的存在，各派彼此掣肘，互相攻讦，争斗不休，使苏轼难以大展经纶。二是宋王朝国力的贫弱，再加上国策的保守，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道大难容，才高见嫉”（薛瑞生语）的苏轼的命运不问可知。

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

三、宇宙与人生。这是一个沉重的带有根本性的课题。“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生苦厌求”。苏轼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奇想中触及了宇宙无穷与人生短暂的深刻矛盾。有见于此，他对于日居月诸时不我待异常敏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种对于人生短促的慨叹，与其惜花伤春之词同样表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忧思。但苏轼并非一味浩叹，他在《赤壁赋》中就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达观的诠释：“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在词作中常常表现出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就与这种达观的态度相表里。

我以为东坡词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富有积极思想意义的部分。表现为：

对现实人生的热爱。这在前期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即使词人身处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还有更多的作品写对自然和人生的品味，尤其是像“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潇洒；“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欣慰，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不是同样显示了词人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吗？

在顺境中的淡泊。元丰末年至元?年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同前）。元?六年三月，将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偏要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

在逆境中的从容。作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便是一个显例。上片写途中遇雨时的情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实际上，词人用象征手法写出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荡与气度的从容。作于同一时期的《念奴骄·中秋》，则有着更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词人的心灵仿佛是在“万里云无留迹”的“长空”中自由飞翔，忽而天上，忽而人间，“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三句，可算是在想象中灵魂向着“自由王国”的飞升。所以相对说来，此词更能表现词人精神的自由。毫无疑问，词人在逆境中的这些心态，都是经过自我调节的结果：他已从一次次政治斗争的噩梦中醒来，恐惧、惊惶、困惑、委屈等已消解殆尽，这种在逆境中随遇自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是十分难得的。

面对境遇变化时的通达。这里说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同是境遇变化时登楼，苏轼说：“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虽非吾土且登楼。行尽江南南岸、此淹留。”而建安作家王粲则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淹留！”如果说后者表现的是一种情感，前者则是一种理智；后者是诗人的纯真，前者则是哲人的通达。苏轼谪居黄州时，效法陶渊明，躬耕东坡，似有无限快慰与满足：“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晚年远贬海南，艰苦备尝，九死一生，而笔下春景仍富有生机与活力：“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即此一端，亦可见词人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东坡词所作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对审美的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企图达到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身处逆境，都是如此。

苏轼在其词作中表达的关于人生哲理的沉思，无疑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能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以至精神的滋养。

儒、道、佛思想对苏轼的影响——通过苏轼诗词透视其人生观

关键词：苏轼 儒家 道家 佛（释）家 思想 出世 入世 外儒内道 乐观旷达

题要：苏轼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释、道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具体则表现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在诗、文、词诸方面都有杰出成就，又兼精书法、绘画。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清新活泼，富有情趣，开诗歌一代新风。他的散文，生动自然，有创造性，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词，一扫当时绮艳柔靡的风尚，清新劲健，风格豪放，著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然而，苏轼让后代文人普遍热爱，受到他们景仰的主要原因还有他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苏轼那样，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主要用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那么，作为一代名家的苏轼，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良好的家庭环境赋予他深刻的儒家思想。一生的仕途生涯是其实现经世济民思想的重要过程。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I><I></I></I>8226;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独生子砥励名节。当苏轼21岁离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时候的苏轼，是怀着大用于天下的雄心壮志的。在此以后的仕途生涯，恰恰是他实现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的重要过程。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士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而且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为此，在王安石新法之初他上书反对，结果被谪至密州。密州之迁是他在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苏轼是如何对待的呢？我们可以从他在当时写的《江城子<I><I></I></I>8226;密州出猎》中略窥一斑。

（一）江城子<I><I></I></I>8226;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密州是他被谪贬的第一站，对此意外的失落，苏轼并没有颓废不振，相反，他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力求在生活寻找情趣，但就连出猎这一件小事，苏轼也并没有忘记报效国家，还依然把着眼点落在“射天狼”上。从百姓的“倾城随太守”我们不难看出苏轼在当地是卓有威望的。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为有所作为。他在上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曾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这正是儒家经世济民思想在他身上闪光的表现。

其次，坎坷的任途生涯又令苏轼的思想充满着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自22岁进士以来，苏轼一直在宦海中沉浮。神宗熙宁年间新法实施，苏轼虽然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但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反对，自请外任，先后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处地方官。后因作诗被指为“谤讪”朝廷，在湖州被捕入狱。又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哲宗元佑年间，保守派执政，又因反对尽废新法而再度外调。绍圣初年，新党上台，被远贬惠州（今广东省惠阳县）、儋州（今海南岛），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后遇赦北归，病死在常州。可以说苏轼的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在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虽然是其对政治事业的自嘲，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坎坷的仕途生涯。这样木?顾?哪谛某渎?酥刂孛?堋?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

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比较突出地体现出了苏轼当时的心情，充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期以来对佛老思想的濡染使他难以对今后的人生道路作出选择，是继续汲汲于仕途还是激流勇退。既向往“琼楼玉宇”的纯洁又嫌其寒冷，既憎恶现实社会的恶浊又留恋人世的温暖，在词里我们可以感知这一层深切的矛盾，激流勇退是好事，如“琼楼玉宇”般，但却是“高处不胜寒”。只能以月下起舞为胜境，千里婵娟为祝愿。从少年时就饱受濡染的儒学入世思想站了上风，不可能放弃长久以来的政治理想，于是倾向了“人间”，选择了仕途，只是在这当中又加强了自身的修养，即在个人生活中以佛老思想为主，采取一种宠辱不惊，名利身外的态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对当前情状的无奈，也是一种劝慰。至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是一笔荡开，又用状似浅淡无意的祝福对未来作了规划。上阙中入世思想战胜了出世思想，下阙是理智与情感的交战，理智又战胜了情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的在苏轼内心猛烈的交锋。

第三，浸染释、道的思想又令苏轼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

并非苏轼对苦难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他是在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载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这跟他读书的过程有莫大关系。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佛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但在几次大起大落的仕宦经历中，苏轼却最终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将其统一起来。宋代释智圆说：“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闲居篇<I><I></I></I>8226;中庸子传上》）在宋代三教合一日益思想界一般潮流的情势下，对此濡染甚深的苏轼将其大大地具体化了：任职期间，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期，以佛老思想为主。他将这两件思想武器，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变得旨趣相通。“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伴随着仕途上的起起落落，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这一哲学就是“外儒内道”，他的内心痛苦，只在幽深的自我反省之中，只在对佛老思想的日益追寻中，只在对人生的善意自嘲中，而他的外在，却是极为恭谨，极为合乎儒家理念的。这不仅影响着他在各种境遇中的状况，也从另一方面影响着他的创作风格。“外儒内道”，苏轼不是第一个。如陶渊明，如王维，如白居易，几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一特点。但是在这些人里，苏轼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因为他的这种思想已经达到三者溶而为一的境地，不论是在做人还是做官，或是做文上，都已经形成自己独一的风格，在文学作品中则造成一种笔力纵横、挥洒自如的气象。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此词作于黄州任上，表面上是谈古事，其实是借此抒发自己一腔感慨。贬官黄州，是苏轼人生中又一次重大变故。但这时的他，可以说对人生哲学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并且影响着他的人生态度了。虽然心中一腔忧愤，却能够坦然面对，不再拘泥，于是才有了这气象豪迈、词气旷达的《念奴娇》。既写出了三国古战场的雄奇壮丽，又生动勾画了周瑜的形象，令人感受到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里不再有为国建功立业的心情，只是一种历尽沧桑后对现实的平静回顾，而这种沧桑豁达的美，就是儒道佛三家思想交融后的人生哲学的最佳体现。

第四，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也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至潮州，柳宗元贬至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衷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气势雄放。又如《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这首词中，比较有代表性地体现出作者由积极进取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追求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随意吐纳，自成高妙。明快动荡，已超然世俗之外。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怎样赏析苏轼的《定风波》

宋代，有这样一位，有着如此多的人格和身份的诠释：他是大文豪，大诗人，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也是巨儒政治家，厚道的法官，皇帝的秘书，还是酒仙，幽默大师、瑜珈修行者，佛教徒，造酒试验家，工程师，他更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就是苏东坡。不过，这还不足以道出他的全部……

宋代的文人一向靠着自我的修养，由现实生活中个人的境遇超脱出来，在万物中自得其乐。所以宋代被贬的文人很多，但几乎都心境豁达。在生死场上镇静自若，笑向刀斧丛的英雄自古不乏其人，但在残酷的政治打击面前仍谈笑风生，畅怀高歌的文学家却并不多，苏东坡应该是其中境界最高的一位。

他曾经任杭州通判，并先后任密州、徐州、湖州的父母官。后来因为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任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一个研究苏东坡的外国人曾经作过统计，苏轼一生担任过30个官职，遭贬17次，频频往返于庙堂和江湖之间，还坐过130天监牢。然而，他一生达观，留下的诗文中很少悲观厌世之作。至于苏东坡历次被贬的原因，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莫须有”。

苏东坡因为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被贬到黄州时，他弟弟苏辙曾经说过一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所以你一拳我一脚的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多面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在“乌台诗案”中，全家人都为他担心而哭泣，可他却仍跟妻子开玩笑，让妻子也像杨朴妻那样作一首滑稽诗给他送行。他被贬官黄州，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让他题诗，他嬉戏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东坡被贬到了黄州，他失去薪俸，成了个农民，又带着一家老小十数口，他生活得非常简朴，开始紧紧缩缩地过日子。他把钱藏在瓦罐中，每天只能取出一百五十文，然后立刻将瓦罐收在天花板上。另外他还准备了一个大竹筒，存放剩余的零钱以备招待意外的访客。面对境遇的陡落，苏东坡心中自然也苦闷难当，于是他移情于物，他耕作田间，自得其乐。

苏东坡非常喜欢建筑，甚至可以说，建筑是苏东坡的本性，他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把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上，还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托人找菜种。他在田间地头似乎忘掉了贬谪在外的烦恼，他像孩子一样快乐地生活在田间，当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茎上的露滴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他种麦子时，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等到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在这种自然的环境中，他的心境逐渐地开朗，开始坦坦荡荡地过起他的小日子，渐渐地他能够以愉快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并愉快地与他们相处。

苏东坡在曲折的生活道路上能随遇而安也是和乐观、开朗的心态分不开的。苏轼热爱生活，具有爱人之心。珍视亲朋师友之间的情谊，对人生，对美好事物执著追求，至死不渝。苏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苏辙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苏东坡落魄之时却还有当月下老人的闲情逸致，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根据子由的诗，双方从来没见过面他就答应了婚事。那时苏东坡的朋友也是千奇百怪，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遨游的。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会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常客。

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糙，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糙住家离歧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糙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糙在中国文学上以惧内之癖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糙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这个名字也因苏东坡的这首打趣的诗而千古流传了。

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快乐的秘诀就是尽量逃向大自然，不但杭州城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

这位大诗人甚至对烹饪也非常有研究，非常善于做菜，而且做菜的水平绝非一般，他尤其擅长制作红烧肉。回锅是苏轼在徐州期间创制的红烧肉。宋神宗熙宁十年四月，苏轼赴任徐州知州。七月七日，黄河在澶州曹村堤一带决口，至八月二十一日洪水围困徐州，水位竟高达二丈八尺。苏轼以身示卒，亲荷畚插，率领禁军武卫营，和全城百姓抗洪筑堤保城。经过七十多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终于保住了徐州城。全城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为感谢这位领导有方，与徐州人民同呼吸、共存亡的好知州，纷纷杀猪宰羊，担酒携菜上府慰劳。苏轼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又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百姓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之为“回赠肉”。此后，“回赠肉”就在徐州一带流传，并成徐州传统名莱。他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西湖旧貌变新颜。杭州的老百姓很感谢苏轼做的这件好事，人人都夸他是个贤明的父母官。听说他在徐州、黄州时最喜欢吃猪肉，于是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收到后，便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酥的，然后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大家吃后无不称奇，把他送来的肉都亲切地称为“东坡肉”。面对人生诸多的无奈，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苏东坡甚至觉得如果一生能够这样平静地生活在田间未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苏轼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他依旧重新开始，他自己开荒种地，怡然自得地生活，把自己称作“东坡居士”，这也就是“苏东坡”的由来。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趁热端到桌上吃。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善于探究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对人生持这种豁达的看法。

但是厄运并没有因为苏东坡的释然而停止，在你言我语的诋毁中，苏东坡的罪似乎愈来愈大，于是苏东坡的贬谪之地越来越偏远，他被流放到岭南劳动改造。当时的岭南是个蛮荒之地，生活清苦，一年也没几回猪肉吃，比没中举的范进还差，唯一的好处便是盛产荔枝。苏东坡从早到晚，边看书边吃荔枝，再苦再累，耳根清净也就乐得舒服。歌是不唱了，但歪诗还常写来写去，全是写荔枝。当权的人见到他的诗怒不可遏，贬到岭南还磨不灭他的精神，干脆贬到南头吧。于是苏东坡跨洋过海，到了海南岛。

晚年贬谪海南，这已是十足的流放。苏东坡刚到海南之时，思想感情上的确曾经产生过短暂的彷徨与苦闷，但他很快便以他独特的人生观打透了这层隔膜。他曾写到：“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之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念此可以一笑。”这样的认识假如不以科学的观点去看，“有生孰不在岛者”倒是一个很豁达而深邃的哲学命题。谁都会在烦恼的包围之中，谁都摆脱不了作为社会的人的环境的束缚，要想求得解脱，只有对这种与生俱来的现象付诸一笑。这就是苏东坡在海南岛上顿然获取的哲理启示。他一再高歌：“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表现了对流放海南的不悔不怨之情。这样达观的态度是历代被流放海南的众多政客们无法相比的。

他依旧不忘自嘲调侃，当地无医无药，他就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他出外访友，遇上急雨，可以戴竹笠，穿木屐，惹得群儿争笑，村犬争吠；他依然不改其乐，觉得九州之外皆环海，也不过是一个大岛罢了，没有什么优劣。每天他高兴地大吃荔枝三百颗，没事在三岔路口数着来往行人。出门不怕迷路，因为家在牛栏边，只要循着牛屎就能找到归路；他与当地人士闲逛夜市，置酒相邀；他食芋饮水，著书为乐；他行医治病，搜集药方；他还认真探讨佛道二教的“养生”之术并认真加以体验、实行……就在人们认为“海外炎荒，非人所居”的海南岛上自得其乐的生活下来。诗酒自娱，不弃平生爱好，人在烦恼苦闷或精神过度紧张的时候，能以另一种爱好转移一意力，对于健康大有好处。东坡流放海南的三年间，五日不饮酒赋诗，作文写字。这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而且也帮助他在穷愁潦倒的情况下，自娱身心，渡过难关。他不仅饮酒，还亲自酿酒，酿出各种各样的酒，有一首诗的标题是《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二首》。所谓的漉，就是用布巾来过滤酒。在海南，除了饮酒赋诗，东坡仍不间断他的书法艺术，还把它当成身心，待客会友的活动。他闲时，自书陶渊明、杜甫、柳宗元等名家的诗文赠送朋友、客人。也有大陆上那些不怕“罪臣”牵连的和尚、道士远道前来索取他的墨迹。此外，爱郊游，爱访友，爱谈禅论佛等爱好，东坡在海南一样也没丢。在寂寞困顿之中，这些习惯爱好帮了他的大忙，不至于终日忧愁叹息。当地人也不势利，对于这样一位失去了权势的老人并不因为从他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而疏远他，使他总算还有一个可以身心的环境。

海南岛炎热多雨，北方人多不习惯。但东坡经过观察和分析，终于领悟到，这只是一个适应的问题。他尽量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以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终于他觉得海南的气候是十分宜人的。“海南无夏”，“四时皆似夏，一雨即成秋”等是他的评价。对气候是如此，对饮食，东坡也努力适应，过去一听说就要呕吐的东西也吃起来了，还称赞“色味香皆奇绝”。在残酷的迫害面前，他信奉佛道“齐生死，等荣辱”的观念，在旁人看来无法忍受的“炎荒”生活中闯出了自己安然闲适的新境界。他依旧像在别处一样，更加深入到生活的底层，与普通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融入到普通群众之中，因而感到了生活中各种质朴纯真的乐趣。他宣言“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所以不仅环境相宜，人情更是珍贵。人们帮他盖房子，分给他猪肉，送给他蔬果……这种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使逆境中的东坡终于安然无恙，熬过了三年的谪居生活。没有这种乐观心态，在那个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孤独小岛上，苏东坡可能早就回天上消假了。

当然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的诗句。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论：“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读者的感受亦畅快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虽然贬谪在外，但是苏东坡的诗词仍然流传很广，似乎没有受到地域的阻隔。就连远在京城的宋神宗仍然能够经常看到苏东坡的诗词，宋神宗身边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使在苏东坡贬谪在外的时候，只要有他这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力辩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有时他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惹祸。他在给朋友的回信中说：在远方孤寂无聊之后，写出一篇文章数日都很高兴，寝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月，实在是很难抛弃。作者自由创作时，能自得其乐，读者阅读时，也觉得愉悦欢喜，文学存在于人间，也就大有道理了。

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出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

苏东坡一生的浩然之气不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东坡曾对弟弟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在吾眼中天下没一个不是好人。”他的随和、大度，使所有人都能和他亲密相处。他可以一边形容着海棠花的秀丽是“翠袖卷纱红映肉”，一如一位粉红着脸的少女，一边却摸着自己的肚子说“散步逍遥自扪腹”。有一次他独自骑着马告别前来送行的父亲和弟弟，要到凤翔做官。行路高高低低，他频频回头看着弟弟的乌纱帽出出没没，尽管心中不舍，却依然下笔幽默地写道：“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这似乎也说着仕途的起落无常。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境遇变迁中，苏东坡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苏东坡豪气地唱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尽管时代变换，人事灰飞烟灭，那又如何，不如还是“一樽还酹江月”，独享其乐吧。或许在我们看来，苏东坡的乐观是无奈的乐观，可是如果没有这份灾难过后的心态调适。失落后的心理转移，落寞之中的自省，或许就没有那些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的优美诗文，也就不会有一个可爱乐观的苏东坡了。

虽然一生仕途坎坷，被流放蛮荒之地生活贫困，甚至被严刑拷打、几乎丧命，他依然自得其乐，微笑接受，不改他顽皮、快乐的天性。他童心不老，苏辙说他晚年写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败之气。”因为他以心理上的年轻，抵消了生理上的衰老；他心源不死，因此，生活之水长流；他才华卓著，根本不用去忌妒别人，所以，他不因妒火中烧而伤神；他胸怀宽广坦荡，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一切得失、荣辱都视同儿戏，一笑了之，所以人们都非常喜爱他。他的乐观心态影响到他的创作，所以，看他的作品都感到了一种旷达豪迈之感。苏轼博学百家，善于广采博引，并不为一家之见所障目，而是取众家之所长，化为己用。他的乐观心态又帮助他扬弃众学之糟粕，所以，乐观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充分表现，使他成为独异于众的，在厄运面前亦能引吭高歌的乐天派诗人。林语堂先生称他是“一个快乐的天才子”，或许就是这样乐天、幽默的性格，使他成为无可替代的苏东坡吧！伟人的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现，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联系作品分析《前赤壁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及对你的人生启示。

此词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词人经此打击后思想有所转变，一方面坚持士大夫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精神，另一方面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寻求超越解脱。这首词不难窥测其端倪，词人从对途中遇雨这一日常之事的描述中，表达了自己随遇而安的处世精神与豁达的开阔胸襟。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结尾“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

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

苏轼被贬黄州期间都有哪些人生的顿悟？

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因“乌台诗案”谪为黄州团练副使，其间，他纵情山水，两赋赤壁。世人称夏历七月十六所作为《前赤壁赋》，十月十五所作为《后赤壁赋》，是为一时名篇，千古力作。

赋是介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自荀子《赋篇》创其名后，历史上先后有鸿篇巨制的汉赋、骈偶讲究的骈赋、格律严谨的律赋。至唐，科举考试中仍要按声律平仄写赋。杜牧的《阿房宫赋》可称滥觞，宋欧阳修《秋声赋》已趋成熟。苏轼才华横溢，他摆脱了堆砌典故、拘守声律的束缚，在句法自由、结构自由、韵律自由中，既保持赋的形体，又含诗味的浓郁，且与散文亦迥乎有别。因此，《前赤壁赋》行走自由、似诗如画，可以说是散赋中杰出的代表作。

历来游记以游赏山水为题材，大多用记游写景抒情为常法。苏轼游记赤壁，推陈出新。首先，他记叙之体是虚拟的主客对答的结构形式。主客对答是赋体中的传统手法，主与客都是作者一人的化身。在《前赤壁赋》中，客的观点和感情是苏轼的日常感受和苦恼，而主人苏子所抒发的则是他超脱地俯察人与宇宙的领悟，而这一切则是通过呜呜洞箫、主客设问引起。其次，辞赋行文多用排比、对偶，即所谓韵文，此亦是赋的主要特点。但《前赤壁赋》每段首句或开头几句又多为散句。如首段“举酒属客”“少焉”为散句，第二段开头“于是饮酒”是散句，第三段客曰散句更多，第四段则以散句为主。可见，全文散句成份多处。但是，既然是赋，则应该用骈句或近乎骈句为主。《前赤壁赋》以四字六字为多，几同于“四六文”。读之于整饬中见参差，整齐中显自由。这样既显示了传统赋体那种特质和情韵，却又做到保留而不拘泥，讲究又不为束缚。最后，辞赋讲究声韵美。《前赤壁赋》多处押韵，却换韵较快。每段一韵或几韵不等，而且换韵处往往是文义的一个段落。如第一段的“天”“然”“仙”，第二段的“慕”“诉”“缕”“妇”，第四段的“鹿”“属”、“粟”“穷”“终”“风”，以及末段的“主”“取”与“色”“竭”“适”等。总之，《前赤壁赋》以文为赋，藏韵于不觉；借客设问，叹人生之如寄。用辞赋之语言形式，却又弃寻常之套路，以至象“若夫”“尔乃”“是以”等等也抛而不用。这是大家的苏轼兼取散文和辞赋的优点、手法作赋，是苏轼此赋出新处，亦是绝妙处。

诗化的景情融合

读《前赤壁赋》，我们感到苏轼写的景美。你看，一叶扁舟浮在茫茫江面，月色水光与天宇合一。以至于江动还是船移，御风还是乘云，是实景还是虚象，说是又不是了。然而，文章写得却是常景，正如清代文学家方苞所说，“所见无绝殊者（没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文境邈不可攀”。文章写的是常景，是山水，是风月。但是，为什么又有如此感人的魅力呢？答曰：它的景是诗化的景情融合所致。

文章通篇以景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川、江水辅之。首段“风”和“月”开卷。“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和“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几句，极凝练简洁点出风月，写出江景。接着，文章反复再现“风”和“月”形象。如歌中的“击空明兮沂流光”，客引曹操的“月明星稀”及“抱明月而长终”、“托遗响于悲风”

，苏轼答对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都紧紧扣住了“风”和“月”。这种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浑然一体，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你看，秋江的清风，澄净的星空，月移船行。无边的风月渺渺入怀，人好像在仙界飘。正当主客陶然其中正感到一个“乐”字时，扣舷而歌却又引出了缠绵悲凉的洞箫声，刹那间情绪转向了莫名的惆怅。这是借景生情，景是情的外观；情由景生，情是景的内涵。文章接着下来，由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句，再从客的口中，用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来抒发感情。当然，这中间，苏轼是借景物、地点的关合。最后，仍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议论，即人们常见的山川、风月的变与不变、有穷无穷来感叹人生。可见，“风”“月”这惯常的景色，起始写来又极似闲笔，在《前赤壁赋》中却因为“空明”“流光”之景，生出“乐甚”“愀然”之情，而读者则是在不知不觉中为这常景打动，为这感情的抑扬起伏所吸引。因为，这景这情，有历史人物的业绩，有古战场的空寂，有作者的旷达和惆怅。文章正是这样由于景物的反复穿插，悲喜之情的不断消长，作者情感的痛快吐纳，使景情融合达到完美统一，使常景产生如此感人的魅力。

达观的人生境界

历来称《前赤壁赋》有《庄》《骚》文法，所谓潇洒神奇，出尘绝俗，此论固然不错。但是，文章留名千古，岁月遗芳，不仅仅是苏轼的文笔，还有他文章中深含的思想和哲理。《前赤壁赋》体现了作者什么思想和哲理呢？

有人认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感叹人生短暂，是文章的主要思想。甚至有人还会说，苏轼不过是在此文中主张“及时行乐”而已。我们认为此论有误。苏轼诗文浩繁，但是，象《前赤壁赋》这样充满思想、深含理趣的作品，应该说亦不算多。《前赤壁赋》以“风”“月”为主景，则文章思想和哲理亦包含在“风”“月”之中。我们知道，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初秋，他与朋友驾舟黄冈赤壁下的长江中赏月游玩。苏轼当时政治上失意、仕途上受挫、生活上落魄，使他陷入苦闷与迷惘，这对一个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是很自然的。但是，月夜美景和大江泛舟给他带来了舒畅心情，酒酣耳熟后凄怆的洞箫声扣舷而歌，使他从水的流逝、月的盈虚中领悟到物的变与不变。“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虚盈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水在流逝，月有盈虚，是变；但是前浪虽去，后浪再来，流水仍在，月也始终没有盈亏，这又是不变，也没有变。而随着水与月的长存无穷，每个曾经伴着长江与明月的生命也一样都会长存，都属无穷。这就是所谓的“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读文至此，我们难道不觉得文章的意蕴是积极的，揭示的人生境界是达观的么？

虽然，文章中也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等语，但这对一个壮志未酬、岁月蹉跎的已近垂老之人来说，是共有的悲哀，也是世俗的悲哀。从这一点再去看“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就可以理解了。那可不是“及时行乐”啊，虽绝无惊世豪情，却乃寻常生活。谐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熔社会、人生、自然于一炉，俯察人与宇宙，充满人事沧桑与吾生有涯的感叹，凡此种种，皆为《前赤壁赋》使人们历久弥新爱读之原因，文章千古不绝之魅力

赏析：

先论一下苏轼。苏大胡子纵情豪迈、风流文章，这个大家都熟知了。我的印象中，除了下棋，他在琴、书、画、诗、酒、茶上都有很深的造诣，而且精通《易》。所以他的文章，奇巧方面，略有欠缺，眼界之高，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现在来说说这篇《前赤壁赋》。文章的结构没什么新意，很传统的“扬——抑——扬”的格式，由景而入情，逐级升华，最后达到哲理的高度，这也是唐宋时期常用的行文方式。

文章高明的地方还是在于境界。“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是极为清幽的环境了，在这样的环境中，荡舟于赤壁之下，看见“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换了是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慨？“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好个苏子！飘飘然乘风而起，顿时把什么曹操啦、周郎啦，统统地不放在眼里了。数百年前的那场厮杀，于苏子眼中、于这江明月、于这崖清风，实在并没有改变改变什么，仙去了吧，就在这样的秋夜。

且慢，还有美酒不曾痛饮，还有美人不曾承恩，还有知己不曾畅谈，那么缓一缓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乘着酒兴，唱一曲古风盎然：“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功名算什么？利禄算什么？世上有佳人，当在绝北方。蒹葭又黄了么？白露又降了么？驾着扁舟去寻求吧，纵然知道城将倾、国将除，城与国，又那里比得上美人一笑呢？

朋友的意境，那就要差得多了。“此非曹孟德之诗乎？”“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一代英豪也湮没在这明月清风里了，何况你我二人？千百之后，又有谁会想得到，这样一个夜晚，这样一只小船，你我两个在这里做“渔樵问答”？天地靡远，人生其间仿佛沧海一粟；岁月靡久，百年也不过蜉蝣一度，而今的我们，面对的却是同古人一样的悲哀啊。

“不是那样的。”苏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天地与你我，千年与一瞬，相同而又不同，不过是藏在‘有无’之间的一个变数。况且万物各有其主，也许我们本来就不是功名利禄的正主，所以有也没什么好珍惜的，没有也没什么好企羡的。而畅快的心境，那是完全取决于你我自身的，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快活起来吧！”

就象先头说的，苏轼精通《易》，而在这篇文章中，与奔放的文字相辉映的，正是蕴涵其中的义理。前面的写境是画龙，体现的是不凡的风骨；后面的论理是点睛，凸示出超群的智慧，风骨与智慧结合，苏子就这样进入到神仙一般的境界。

前赤壁赋

一、导入：

余秋雨先生有一篇散文叫《苏东坡突围》，这篇文章主要讲述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作者认为这段炼狱般的经历让苏轼真正走向了成熟，因此，在文末余秋雨写到（投影以下文字）：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二 、教师配乐朗诵全文，要求听准字音，听出节奏，听教师对文章感情变化的处理：

三、作者介绍：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眉山（四川）人，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同为“唐宋八大家”成员。他是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中了进士后，登上仕途，早年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受到排挤，后又因写诗讽刺而被以“诽谤新法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到司马光执政时，尽废新法，苏轼也激烈反对。王安石、司马光死后，他又因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而被一贬再贬，最后贬到了海南岛，直到63岁遇赦北归，第二年在常州病逝。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苏轼诗词、散文、书画无一不精。他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号称宋代四大书法家。他论画主张神似，擅长画竹。

在思想上，苏轼博通经史，一方面，他仰慕屈原、贾谊、诸葛亮等经世济时的人物。曾多次上书朝廷，要求改革弊政。他在长期担任地方官期间，在“仁政爱民”的思想指导下，做了许多好事。另一方面，他又酷爱陶渊明，喜读《庄子》。他一生政治生涯，先后经历了两次沉重的打击，对庄子的思想容易产生共鸣，表现在：一是旷达超脱，一是玩世不恭，甚至消极出世。这也是形成苏轼世界观复杂化、经常陷入“入世”和“出世”的矛盾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家的世界观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创作实践，从而形成自身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在苏轼的文学作品中就明显地留下了庄子影响的痕迹。庄子散文洋恣肆，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而苏轼散文也具有纵横捭阖、挥洒自如的气势，他的《前赤壁赋》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苏轼散文还在《孟子》、《战国策》以及贾谊、陆贽等人作品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特色。他的论政、论史的散文，大多笔力雄健，有行云流水之势，因而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宋代欧阳修领导的复兴古文运动的主将。

四、题解：

宋代的黄州，就是今天湖北黄冈。黄冈西北的长江边上，有一处风景胜地。那儿 矗立着一座红褐色的山崖，因为形状有些像鼻子，人们就称它为赤鼾矶；又因为山崖陡消如一而墙壁，所以它也被称为赤壁。宋神宗元年，苏轼遭受政治迫害，被贬谪到黄州已经两年了。“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水中的鲜鱼，山间的新笋，江城的一切风物，都给政治失意的苏轼带来了莫大的慰藉。这时，他曾站在江边的赤壁上，眺望如画江山，唱出“大江东去”的豪放歌声。他还在七月十六日一个幽静的夜晚，驾舟畅游于赤壁之下的长江水面，写下了千古名作《赤壁赋》。

五、简介“赋”和本文题解：

赋是汉代形成的文体。赋讲究文采、对仗、韵律，兼具诗与散文的性质，形式铺张扬厉、夸饰，有大量的描述。

汉初的赋，继承骚体传统，并逐渐向新赋转化。贾谊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文赋的形成。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体现了新体赋的成熟。东汉后期出现了抒情小赋。魏晋六朝赋朝骈文方向发展，称为骈赋或律赋；接近散文的叫“文赋”。

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游览城西北的赤壁（又名赤鼻矶），对景抒情，前后写了两篇《赤壁赋》。本文是其中一篇。本文通过玩游赤壁时的所见所感及主客的不同见解，反映了作者由旷达到苦闷，又由苦闷到解脱的思想过程，表现了苏轼身处逆境时超脱的态度和乐观的精神。这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诗化的，美文化了的哲学。文学是其形式，哲学是其灵魂。他将自己融会儒道、释哲学而形成的自由主义人生哲学通过优美的文学形式加以阐发，表现了宋代文人的精神特质。

六、写作背景：

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在这里，他经常来赤壁矶头游览眺望，或泛舟江中。1082年，苏轼又来到赤壁。这时他已年近半百，站在矶头，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想起自己建功立业的报负也付之东流，不禁俯仰古今，浮想联翩，写下了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这年七月十六日和七月十五日，苏轼又两次舟游赤壁之下的长江，写下了著名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前后《赤壁赋》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为以后的戏曲、绘画、雕塑等提供了创作的题材。宋代画家李公麟、明代画家唐寅都画过苏轼舟游赤壁的画。苏轼在赤壁的创作活动，给赤壁增添了光彩，清人就干脆把黄州赤壁命名为“东坡赤壁”，并镌刻在建筑物的门额上，由此名满天下。直到今天，在黄冈东坡赤壁，仍有“二赋常”“酹江亭”“坡仙亭”等名胜。

七、内容结构：

本文描写了月夜的美好景色和泛舟大江饮酒赋诗的舒畅心情，然后通过客人的洞箫吹奏极其幽怨的声调，引起主客之间的一场回答，文章的重点便转移到生态度问题的论辩上。文中流露出一些消极情绪，同时也反映了一种豁达乐观的精神。含而不露，意在言外，深觉的感情融于景物描写之中，满腔的悲愤寄寓在旷达的风貌之下。这就是它成为名篇的原因之一。

全文共五段。

第一段，描写夜游赤壁的情景，展现了一个诗情画意的境界：清风明月交织，露珠和水色辉映。在这澄澈、幽美的夜景中，主客秋夜荡舟，把酒诵诗。置身于如此良辰美景之中，作者油然而生“遗世”“羽化”之乐，不禁飘飘欲仙。从而为全文定下了一个悠扬和谐的基调。

第二段，写作者饮酒放歌的欢乐和客人悲凉的箫声。箫声起，悲意生。哀怨，爱慕，哭泣，申诉，潜龙舞，新妇泣，六个比喻，渲染萧声的悲凉，主客触景生情，由欢乐转为悲凉，引起下文主客问答的议论。

第三段，写客人感慨人生短促无常的悲观情绪。作者借主客问答的方式抚今追昔，畅述对天地人生的感触。客人从眼前的明月、江水、山川，想到曹操的诗。世间万物，英雄豪杰，不过是过眼烟云，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灰飞烟灭，风流散尽。想到自己贬谪黄州，青春虚度不禁悲从中来。

第四段，写作者丢开个人的愁怀，欣赏大自然美妙风光和豁达开朗的心情，“苏子”的回答，照应文章写景，以明月江水作比，说明世界的万物和人生，都既有变的一面，又有不变的一面。从变的角度看，天地万物就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能保持不变；从不变的角度看，万物和人类都是永久不变的，用不着羡慕无穷和明月的永不增减，也用不着哀叹人生的短促，而应保持旷达乐观的态度。

第五段，写客人转悲为喜，主客开怀畅饮，兴尽入睡。这个结尾意味深长，既照应了开头超然欲仙的快乐，又是向政敌的一种暗示：我虽然遭受迫害，贬谪黄州，但我的日子过得并不错，既不寂寞也无苦恼。这实际上是一种抗议。

苏轼的禅理诗例谈

一、理想破灭，顿觉人生如梦?

被贬黄州，这一人生经历的大转折给苏轼以沉重的打击，对于平时一直想“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海上，扶病入西州”的苏轼而言，梦想无疑已被现实击得粉碎。

黄州之贬的苏轼，倍感人生之虚幻不定，难以预料，一切似乎都要归于“空”，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醒来之时，一切“有”皆“无”，正可谓“理想破灭，顿觉人生如梦”。　　

二、积极求索，始知随遇而安

在“积极求索”的这段时间里，佛、释思想成为苏轼心态转变的主要哲学基础，这种思想在苏轼身上起到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贵贱、荣辱、得失视为毫无区别的东西，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倾向；另一方面又帮助他比较通达地观察问题，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

苏轼最初贬至黄州，对于神宗免于一死心存感激，但更多的是受冤的委屈和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莫大遗憾，当他初至黄州时写下的《到黄州谢表》便可看出他复杂的心情。

虽然深受打击，但他也没有一味沉沦。黄州的日子清苦、孤独、单调，也正是在黄州，他的心境变得更加豁达，思想心态更为成熟，而文学创作也因此到达巅峰。

三、回首想来，终识平生功业

在茫茫的宇宙和悠悠的岁月中，人生是短促的，苏轼意识到这点后，便从个体的拘役中求得了解放，将有限的生命时光寓于无限的自由和想象之中。他将自己的想法与处世的哲学赋予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

苏轼以超越现实而又执著于现实的人生态度，既不避世也不避人的处世原则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放达观的自由 人格。 苏轼在黄州，虽然没有京城的位高权重，没有那般奢华的日子，但却让他潜心文学与生活，感受另一番人生乐事。黄州，造就了一个可爱可敬的苏东坡。

扩展资料：

乌台诗案

公元1079年三月，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按照惯例，当时的官员在人事调动之后，需要给皇帝上表谢恩。苏轼并没有多想，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呈给皇帝，谢恩之外，对这次调动发了点牢骚，之后就安心在湖州做官了。

然而，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是，这封《湖州谢上表》里的两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被御史何正臣抓住了把柄。

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政的阶段，而“新进”、“生事”两个词正是人们用来讽刺贬低新法的词语。何正臣见了这两句，首先发难，在宋神宗面前指控苏轼诽谤新法。

其后，御史李定、舒亶等人又找到了一本已经出版的苏轼诗文集，在诗文集里发现了更多所谓“诽谤新法”的证据。

当时的宋神宗想要推行新法，却遇到了很大阻力，本来心情就不好，听了御史们的话，更是觉得苏轼就是变法阻力的主要来源，于是下令派人到湖州去把苏轼抓回京城。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因为这件案子由御史台提出并审理，御史台的别称是乌台，提出的罪证是一本苏轼的诗集，所以这个案子在历史上也叫“乌台诗案”。?

后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苏轼终免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苏轼《琴诗》

若言声在琴匣中，放在墙上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是一首著名而典型的理趣诗和禅理诗。

从哲理方面来说，美妙的琴声既来自于琴，也来自与演奏者精妙绝伦的弹奏技巧，是琴与演奏者的有机结合，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就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不可缺一。美妙的琴声是琴与手指的主客观的高度民主统一，没有琴的客观存在，就不会有美妙的琴声；没有弹琴者对音乐的精通与演奏技艺的高超，没有其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充分发挥，同样也不会有精美的音乐出现。诗人以琴为喻，说明了一切高超艺术的产生都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物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禅理方面来说，诗人以琴声来解说禅理。诗人通过设问的方式，巧妙而形象地说明了是琴与指的结合，才产生了精美的琴声。一方面，不论是从单纯的琴来说，还是单纯的指来说，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在就能发出琴声来，这就是“有”；但琴与指都是无法独自产生出美妙音乐来的，这就是“无”；另一方面，精妙绝伦的琴声却又是的的确确从琴和手指上发出来的，琴声是潜存于琴与指上的，这就是“有”。缺少了琴与指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发出优美的琴身来，这又是“无”。正是这种“无中生有”、“有来自无”、“有无相生”、“有无结合”才会产生美妙无比的琴声来，从而揭示了“有”与“无”结合、“有”“无”统一才能生成万物的普遍道理。须知，琴声潜在于琴上，要靠指头点拨，即靠“有”的推动才能发出声来，但光有指头也无济于事，“有”必依赖“无”即潜在于琴身的音才可生出声。总之，有无相生是万物生成之本。

这首诗给我们以启示：不论是谁，要想事业上干出一番业绩来，除了客观上要有一定的条件作基础外，还需要自己在主观上的积极进取与努力奋斗，才可能创造出光明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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