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对余华的描写？

史铁生和余华是好友，他们之间的友情被描写为一种深深的、互相支持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中，余华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来照顾和对待史铁生。

有一件事是，在史铁生认识余华以来，第一次经历了坐轮椅踢球的感觉。当年，余华、莫言、刘震云把史铁生扛上了火车，拉着他和一群年轻小伙子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他们让史铁生当守门员，结果他们不劳而获的赢了，因为对面小伙子怕踢过去把他踢坏了，都是只守不攻。这件趣事在多篇访谈和文章中被广泛传播，成为了他们友情的一种象征。

另一个事例是余华对史铁生的细心照料。当史铁生去世后，余华在看到轮椅或者看到史铁生的照片时，都会想起他，并感到非常失落。这种深深的怀念表现了余华对史铁生的友情和珍视。

总的来说，史铁生和余华的友情被描写为一种深厚且互相支持的关系，尽管有时表现为一种有趣的方式。他们互相照顾、关心和支持，这种友情不仅在他们自己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在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余华推着史铁生跑赢了苏炳添是什么意思

鲁迅：“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吧……”

鲁迅来自苦难中国的黑暗的深部，自小便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耻辱和仇恨的包围。人世最不幸的苦难均在他身上有所反映，他承担了所有的重负。家道中落、世态炎凉、经济重担、婚姻不幸、兄弟失和、论敌围剿、专制迫害，鲁迅一生体验的都是病苦、穷苦、悲愤、血污和恐吓，灵魂浸透荒寒、坚硬、粗糙和焦灼。

鲁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任何有害的事物，拒绝任何形式的压迫，与黑暗激烈抗争与拼搏。他把现实中国和文化中国都看透了，冷酷绝望，不抱任何侥幸幻想。故而以纯然的背叛面目出现，不合作，不妥协，不帮忙，不帮闲，惟有对峙和战斗。《过客》中的过客正是鲁迅本人的画像，困顿倔强、眼光阴沉坚韧地走着通往坟墓的道路，独自承载着精神的创伤和肉体的痛苦，“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吧……”那种由精神的创伤和阴暗的记忆所形成的不信任感，那种总是把现实作为逝去经验的悲剧性循环的心理探索，也常常会导致鲁迅内心的分裂。鲁迅经常用“铁屋子”、“死火”、“地狱”、“无物之阵”、“孤坟”、“深渊”、“冰谷”、“坟墓”、“高墙”、“灰土”、“火宅”、“牢笼”、“明枪”、“暗箭”、“坟”等来形容对存在的体验，并用“与黑暗捣乱”和“绝望的抗战”的方式应对苦难。鲁迅不是巧人、聪明人，他的性格与平和通达、中庸圆滑无关，他体验到的都是痛苦和罪恶，并逼迫自己作“绝望的抗战”，不作廉价的精神寄托。鲁迅称自己生活的世界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人间“练狱”，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都体现在“历史中间物”自觉的精神定位里。

鲁迅笔下“眼光阴沉，困顿倔强”的过客，是一个“孤独者”，早已选定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过客没有获得精神上的新生，他的心灵无法和现实达成妥协，只有通过行走反抗虚无。为了寻找意义，为了能够继续走下去，他拒绝了任何施舍、同情、爱和休息，他走过了黑夜、荒野和乱坟，奋然向西走去。对于过客来说，他的目标异常明确，他以毅然的勇气背弃了一切令他憎恶的过去和现在，他以自己的行走表明了自己对现实的反抗和对生命之真实存在的追求。在面对“生存真相被撕裂”的觉醒之后，依然要选择“走”，没有说“算了”，但方向的把握权属于自己。这是一种残酷和冷漠中的个体尊严。

摩罗：“慢慢融入宇宙大生命”

摩罗曾经生活在底层，对体制和人性之中的虐害有着痛切的体验。在破败的乡村苦苦煎熬过着贫寒而又屈辱的生活，而后打工谋生和流浪游学，最后读研又在都市勉强立身，多年辗转的生活，自然对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摩罗曾在早年出版的《耻辱者手记》里这样说：“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苦难，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罪恶，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摩罗的出现打破了昏聩、朦胧、浑噩、冥味的平庸精神世界，迅速成为新一代人的精神起点。钱理群先生因此称，摩罗承续上了鲁迅所开创已中断了的“精神界战士”的精神谱系。后来，摩罗在回答人民大学学生提问时反思说：“一个人只有承担得跟鲁迅一样多，才有可能比他走得更远。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句话就不要谈。很显然，在个人所承担的责任、苦难、痛苦、绝望以及反抗的猛烈与沉勇上，当代没有谁能跟鲁迅相比。”尽管，摩罗批评现实的丑陋、文化的疾患、精神的堕落，呼唤具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是，中国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实际上还是一种集体主义式的思维模式，放弃了作为个体的责任。

在我看来，摩罗不是钱理群所说的所谓“精神界战士”，精神气质倒很象一个抒情诗人，就像他文章《站在自己墓碑上发问》中的毕巧林一样，在十二月党人进行社会变革失败之后，痛感社会层面改革的不通，回归到个人，开始新的灵魂层面的祈求。实际上呢，摩罗那里社会关怀相对较少，文章中更多关注的是信仰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反复言说上帝、爱、悲悯和宽容，意义也即在此。摩罗说：“不是有一个慈悲的上帝，站在东正教教堂尖顶上，时时呼唤着迷途的羔羊吗？毕巧林为什么不可以以其虔敬的追求之心，博得上帝的抚慰吗？但是，不幸他生活在无神论占上风、上帝的辉光日趋暗淡的十九世纪，生活在一心要以人文主义理想来改造俄罗斯生活的俄国贵族阶级的文化传统中，要他将生命的热情从失败的痛苦中撤回，投向上帝的怀抱，这不是一朝一夕之间能实现的转变，甚至也不是毕巧林这一代人所能实现的。”这表明摩罗从毕巧林的不幸之中，开始明析了自己的精神出路。摩罗通过对近代以来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质疑，消解了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不切实际的华丽宏大的精神期待，转向成为独立的个体，并走向对信仰的求索，因大地的绝望而走向对天空的仰望。摩罗最近在《低调地生活，低调地写作》一文中承认，早年对自己缺乏的省察，他这几年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从来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并反思到“可以把心思多多用于审视生命、体验人生，尤其多多用于细细体会那个超越所有个体生命的宇宙大生命。与其在俗尘中孜孜以求，不如与之隔着一条虚虚淡淡的小河，在柳枝摇曳的疏影中低调地生活，低调的写作，慢慢寻找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生物脐带和精神通道。”

摩罗对底层苦难生活的体验，使他过多感到了人在荒漠宇宙中的渺小，促使他关注生命和寻索信仰的根基。但在摩罗自觉实现了“精神界战士”的自觉变异之后，前期的不复存在。我要阐明的是，自救与救世，本就不是可分离的。自我找到精神的终极依靠，并不能使人因此安生。因为自我不是孤立的，是与社会关联在一起的。倘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政治经济制度没有改变，小环境—个人信仰建得再美也无用。一个人就算有能力把自己从苦海中拯救出来，仍然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地球不存，人将安在的威胁问题。人把握世界的真实手段，不能只停留在空洞的思想上，而在具体的践履的。摩罗称他最近几年以来的变化之一就是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从而避免知行脱节精神分裂，这当然说明了摩罗对内的省察。一个人的求真欲，倘只驻足在思维阶段，他至多只是个有着良好的求真愿望，但不是纯粹的求真者。他至多只能做到思想的真实，做不到实存中的真实。摩罗果真找到战胜苦难的方式吗？我不知道。

余华：“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余华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经常坐在医院手术室的门口，等待着那位外科医生我的父亲从里面走出来。我的父亲每次出来时，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血。有时候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我父亲身后，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他甚至会在炎热的夏季睡在太平间的水泥床上而丝毫不感到恐惧。正是因为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余华用他的笔无情地解构了现实的温馨和浪漫，这个世界和存在的真相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疯狂、暴力、死亡、鲜血、宿命、杀戮、妒忌、窥视、狂暴、自虐、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与许多作家相比，余华锐利、冷静、持久、执着，对人生、存在进行不懈拷问，对底层充满热情的关注。而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摆脱了死亡暴力、血腥的阴影，开始在生活中寻求慰藉和希望。《活着》则让所有的苦难都集中到了主人公福贵身上，家道中落、贫穷、战争、饥荒、亲人的相继死亡。而其他人物的苦难只是他的苦难的重复和强化而已。到最后他只能和一条与自己同名的牛相依为命，苟延残喘。他用一生和苦难抗衡，遭遇苦难、在苦难中煎熬、度过然后遭遇。《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人物因欲望、无知、弱小，一次次地遭受苦难的考验。

《许三欢卖血记》中的许三欢一生卖了十几次血，没有一次为了自己，甚至为了生活不得不频繁的卖血。总结一下，从三部来看，回忆、忍耐和幽默，是余华用来缓解苦难的办法。

围绕余华对待苦难的方式，以及余华的变化，批评界大致分为两派，一派如谢有顺认为：作为个体，福贵和许三欢的存大可以被注销，但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里滋生出来的恶、暴力、耻辱和苦难却是无法被注销的。它们存在一天，我们就一天也不能乐观起来，所以，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遗憾的是，福贵和许三欢都不是承担的人，他们在苦难面前是顺从而屈服的；或者说，他们只承担了现实的事实苦难，没有承担存在的价值苦难。余华忘记了，当福贵和许三欢在受苦的时候，不仅是他们的肉身在受苦，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意义、尊严和梦想、希望也在和他们一起受苦。— 倾听后者在苦难的磨碾下发出的呻吟，远比描绘肉身的苦难景象重要得多。但余华没有这样做，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热情都耗费在人物遭遇（福贵的丧亲和许三欢的卖血）的安排上了。我记得八十年代的余华不是这样的。”针对谢有顺这种观点，作家王安忆则坦然表示自己的喜欢：“余华的是塑英雄的，他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但却不是通常的世人，而是违备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世人。就是那么一点不循常情，成了英雄……他不是悲剧人物，而喜剧式的。这就是我喜欢《许三观卖血记》的理由。”在我看来，余华没有将福贵和许三观写成苦难的承担者，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为什么非要福贵和许三观这样的世俗凡人来承担呢？而余华为什么又非得要写“承担者”呢？他们已经承担了够多的现世的事实苦难，也让我们看到了够多的现世的事实苦难，这还不够吗？余华的之中，我们看不到传统作者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批判，没有政治教义的宣传。没有力图改变人物们苦难生活的尝试。纯粹的展示了人物命运，让人物告诉读者他们的人生和故事。启蒙往往是由知识分子所发起的形而上活动，余华的展示了知识分子以外的一个强大群体的生存空间。余华的视角，是民间立场。他曾这样说：“有的人跟我说，谁最近有一本书写得怎么好，好像是嘲笑小市民的。我一听就反感，不愿读，因为觉得这是个立场问题。我觉得现在我把自己放在起码不是知识分子立场。”从中可以看出，让余华来承担人文关怀的责任的确难为他了，他不是鲁迅、陀思妥耶夫斯或加谬，不能要求他去做精英知识分子。余华作为一个从底层走出来的作家，长期生活在严寒与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对待生活中的苦难，他只有感到悲哀和同情，而不是悲悯与抗争。余华缺乏俄罗斯知识分子博大的心灵与圣人情怀，这也是中国作家整体性的欠缺。正是从民间立场出发，余华的立场变得与知识分子立场不同起来，他说：“《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与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来是如何熬过来的。”余华还在自己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的开篇就引用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教授自己的弟弟时说的一句话：“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并且坦言自己被这话：“深深吸引”。十分显然，作家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只是事实苦难的承担者，而没有承担存在的价值苦难。余华尊重小人物的活法，而没有取知识分子的缓解方式，这样毫无存在自觉的被动生存者，按照知识分子立场来看，没有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如果是鲁迅先生眼光来看，福贵或许三观与孔乙己、闰土甚至阿Q又有什么区别呢？用启蒙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一群，但是他们却不知这就是黑暗。作为底层小人物，面对苦难，他们除了象福贵一样忍象许三观一样一样卖血，还能有什么办法呢？面对苦难，精英知识分子千方百计放大自我，以压过现实，成就自我的主体性，福贵与许三欢在现实面前，却是想方设法隐藏自己缩小主体性，通过消除自我主体性，来抢取现实对他们肉身存在合法性的认可余华拒绝超越和升华自己的人物，取消了上帝、未来、可能性及历史替代性选择，他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幸福不在彼岸，而就是此时此地；他温情脉脉地注视着笔下人物的生存，在他们遭受苦难、痛苦呻吟之际，则给他们以安慰。

王英琦：背负自己的十字架

人生的苦难是与生俱来的，毫无理由的。

王英琦从出生下来，就有系列不幸伴随着她。从谜一样被扔在雪地的弃婴，到童年少年时所受的凌辱，从青年时代的坎坷奋斗，到中年时代的孤绝凄凉；乃至三次大难不死，八年独身浪游；远嫁河南复又离异，回归故乡遭遇孽缘……众多的逆运苦命，挟带着心灵的耻辱、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创伤，一次又一次地考验着她对苦难的心理承受力；天生敏感，长期处于自卑、焦灼、忧伤、恐惧、苦痛之中，遭受排斥，成见和歧视，对于她这样一个生存已被撕成碎片，在血水中煮、在黄连中泡大的人来说，通往救赎的路在哪儿？

在当代女作家之中，王英琦几乎是少数的异类。她对痛苦的超常敏感，对信仰的苦苦求索，都是异常残酷的。年以来，她就陷入致命的生存性的不安与恐惧之中，陷入价值的终极失缺状。她没有自己坐标和人生信仰，没有自己的判断力选择力拒绝力。她是一个天生有着似“浮士德”不幸精神倾向的女作家，一个一日不可无支撑无信仰的人，为此，她常常焦灼不安。王英琦的《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活录了一个苦苦寻求真理寻求灵魂解脱人的生活轨迹。多年的求道经历，使她无法忍受心灵不在场的写作和真实性的折磨。在她的笔下，我看到来自生命本性的颤栗、冲动、压抑、分裂和痛苦，她拒绝灰色中性，拒绝封闭自我的灵魂拯救，灵魂厮搏、人格分裂、人性渴望都是她所关注的，灵魂（生命力）在抵御外部压力所能够承载的深度，更是她所关注的。各种防御性手段和自虐都宣告失败，她开始向内开掘。找回自己，确立自己的身份，皈依信仰，“她不仅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审视自我，勇敢地承受命运的挑战，以爱以理性以信仰活着，将自己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将自身苦难与人类的认知之道打通起来，走出女性的狭小空间，冲出宿命的泥淖，拨开头上的迷乱星空，终于成为了自我的文人。”王英琦认为，任何外部超越都不是真成的超越，只有“向内型”超越才是彻底的超越，为此她认为，与其外部吞食肢解，不如自我解剖。她认为一个内在心灵尚未开启，不会审视拷打自己的灵魂，没有自己的信仰及信仰实践的作家，是不具备济世救世的能力。个体灵魂的拯救，是社会性拯救的先决条件。她认为，当前不是一个写作者如何言叙，如何启蒙拯救大众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自我认识自我，警醒自我救赎的问题。写作的回归，首先是人的回归。于是，怀疑自我、寻找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重塑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从感伤埋怨到主动担当，她体认了人生的痛苦、绝望、深渊、地狱，由对人生的痛感，轨化为对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她以个体的全部赤诚和勇气去面对红尘，与俗世同修，苦乐同驻。她选择主动的受难，在苦难中了解生存真相，分析不幸不幸根源，发掘苦难的深层原因，加深人和人性的理解，以不懈的斗争改变命运，守住人的尊严，选择不与命运和逆境抗争的主动意识。经过多年的心灵磨难，终于找到了她的“上帝”，活出了基督的精神，与宇宙精神内在统一。从承认现实的苦难到承担现实的苦难，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将自己溶进信仰，纳入自我设计的人生目的中去。将欲望转为献身精神的基督徒形象，一个将生命与思想融为一体的哲学家的形象。

史铁生：“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存在”

作为一个残疾作家，史铁生的苦难无须言说。他毫不讳言自己曾好几次自杀未成，但未遂的结果是使得他在炼狱中得以涅磐，他在《毒药》一文中借一个失败者的口说：“又何必这么急着去呢？”他说自己想了这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待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他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关于苦难，也是史铁生一直所关注的问题，他在书中经常谈到“残疾情结”，非常怛然并正视自己的残疾。史铁生1985年之前很多写的是残疾人，之后更多是写人的残疾，就是人的缺陷。人生来就有问题、缺陷，不可能天生完美。史铁生说，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在史铁生看来，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宇宙那宏大浑然的消息被分割成肉体，成为一个个有限或残缺，从而体会爱的必要。看见苦难的永恒，实在是神的垂怜—唯此才能真正断除迷权，相信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助。人既看见了自身的残缺，也就看见了神的完美，有了对神的敬畏、感恩与赞叹，由是爱才可能指向万物万灵。

死，对于史铁生而言已不足为惧，当他决定重新享用活着的分分秒秒时，这才发现，人最大的苦难真实并非死，而是，活着。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这样说：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要是没有了恶劣与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乞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的连丑陋，连愚味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会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泥水了，是一块没有感觉也没有肥力的沙漠。

史铁生说，看来差别永远是要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欢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上帝选择了史铁生去充任苦难的角色，选择他演一出荒诞剧，他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而已。同时他承认“（神的）仁慈在于，只要你往前走，他总会给你路”，所幸上帝总不吝啬给人可行的路，也愿意给人自由的意志。史铁生以球迷看球赛为例对“过程哲学”进行了论证，生活也和球赛一样，命运给人苦难，让你去奋斗去拼搏去超越，这一过程中你充满了渴望，充满了，充满了悲欢，可是才有了趣味和快乐。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人如果把生命的意义定位在目的上，那他迟早会失望，目的没有到达时是漫长的等待和煎熬，怎么也摆脱不了痛苦、焦虑和绝望。史铁生的作品让明了神性的存在，而没有证明神的存在。

本人想,事情过都过去了,还想它干什么?不妨走向生活,你会发现生活是多么美好!

史铁生认识余华吗

余华推着残疾作家史铁生跑赢了苏炳添。

“杭州亚运会”世界排名第208位的伊朗选手战胜了世界排名第4的日本选手，非常不可思议，所以网友幽默地比喻说“余华推着史铁生跑赢了苏炳添”。

史铁生是一名残疾人作家，他和余华是非常好的朋友，史铁生因为双腿残疾郁郁寡欢，所以余华经常推着史铁生一起踢球。苏炳添是飞人，网友说“余华推着史铁生跑赢了苏炳添”表达的意思就是不可思议，一种幽默的比喻。

有些人存在过 就是最好的解药『正如史铁生于我』

是的，史铁生和余华是认识的朋友。他们在1983年相识，当时史铁生在北京大学任教，而余华是一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学生。他们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相遇认识并成为好友，之后一直保持联系并相互鼓励写作。余华曾多次表示，史铁生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甚至把史铁生称为自己的“文学路上的导师”。

余华史铁生什么关系

著名文艺批评家丹纳曾说：一个艺术家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一个供玩乐的艺人。

问上帝死为何物？直叫人无言以对

『1』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

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属中学，

1969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

1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

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

病根是在18岁时落下的，那时他在陕西延川县插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

21岁时，腿疾愈发的严重甚至于无法忍受的地步，在回乡探亲时，终于去了医院，是父亲搀扶着，一步一步挪了进去的，就这样，住进了医院，睡在了病床上，从此，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那一天是他的生日。说起截瘫，我们总能举出很多个励志的模范人物来，而史铁生还得以多享用了20年健全的生命，这该是一件幸事。

可是，正因如此，痛苦却近乎爆涨了不知几万倍。突如其来的打击。既然上帝不曾让我在来到人间时便成了残疾人，却又为何？不谙世事时就成为了残疾人，你有一个慢慢接受的时间。而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在一个年少轻狂、风华正茂的年龄，面对自己，无异从天堂坠入地狱，无数梦想、无穷的雄心壮志，都化为泡影，那种痛苦绝望可想而知。

这件事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生命的脆弱。只是一次淋雨，就无端瘫痪了双腿，一个本来鲜活年轻的生命，只能无比地接近枯萎死亡。

『2』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这是史铁生后来在回忆母亲的文章里写道。

母亲走了，是被人抬到了医院，临死前，还在念叨着儿子。可是，在走之前，他甚至都不曾好好和她说一句话。

最爱他的人走了。

无法想象那个时候的他是如何过来的，是如何选择了生而没有死。

大概是母亲的那句话：要好好儿活！

母亲又怎不知道儿子的病已经严重到无法治愈的时候，但她还是满怀着希望，跑遍各地，找各种偏方，只是不希望儿子失去希望，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儿子还需要自己的照顾。慢慢的，她开始支持儿子写作，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抛却身体的创伤去接受心灵的治疗，她跑了很多地方为儿子借书，她带儿子去看**，她做了很多事都是为了让儿子鼓起生活的信心。

母亲的伟大，从来不是说说而已。她有着难以理解的韧性，女人如水。它可以在汪洋大海里活得恣意潇洒，而若不小心淌在小溪，它亦能奔腾前进。我无法想象命运的捉弄，更无法不敬佩母亲的存在。

柔似水，坚如刚。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喜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3』

上帝的这出戏剧从未谢幕！

1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

1986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苦难似乎还在继续试探史铁生生命的韧度。

1998年，下肢瘫痪的史铁生，由慢性肾损伤演变为尿毒症。从那时起，史铁生就只能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长达9年，1000多次的针刺，使得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3次，在每次4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这就是史铁生日常的生活。

史铁生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要是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机长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汨汨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

在访中他说：我的职业是生病，我的业余爱好是写作。

突如其来的身体残疾、连续不断地病痛的折磨、摇着轮椅找不到工作、母亲的离世、爱情的折磨。

可是，每次看到她的照片，几乎都是笑着的。

就这样，生命却又总是在脆弱的同时展现出它的韧性。就如同在地球上的高纬度地区生长着的地衣，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依然能够存活。尽管它的生长速度慢得惊人，几百年也长不到一个平方厘米，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生存着，它生存的目的就是不要死去，这是最基本的生命特质。

命运如此？又能怎样？

当下最痛苦的时刻，回忆起来都是美好的。可是你不知道有些人的青春发生了什么。他宁愿那只是一场梦。

『4』

许是母亲的话，许是医院医生护士们的关爱，许是那群伙伴们的惦念，许是那地坛，许是书里的那句话，总之他还是活了下来。

他没有选择死，尽管死神千百次要置他于死地。他开始思索关于死的问题，而在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死亡”的影子。如他的短篇《毒药》、《原罪宿命》，他的散文随笔《病隙碎笔》，死亡成了他早期作品中的一个主题。

他把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改成了“不知死，安知生”，站到死中去看生。

死亡是一个必将降临的节日……

既然死亡无可逃避，为何不让这一走向死亡的过程变得精彩灿烂？

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

面对生命的苦难、面对死亡的等待，史铁生毅然而然的选择了站到死中去看生，他笔下的的人物也都选择了生，那是一张坦然的心态，走向死亡，更走向一个精彩的过程！

如果可以，没有谁会选择自讨苦吃，我们不得承认，很多名人、很多成功之人，苦难是他功成的催化剂。然，一个人只要真正领略了平常苦难中的绝望，他就会明白：一切美化苦难的言辞是多么的浮夸，一切炫耀苦难的姿态是多么的做作。 不要对我说：苦难净化灵魂，悲剧使人崇高。默默之中，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何必用舞台上的绘声绘色来掩盖生活中的无声无息。

只是，当苦难降临于你时，我们又有什么可选择的吗？

周国平曾言：

我无意颂扬苦难。如果允许选择，我宁要平安的生活，得以自由自在地创造和享受。但是，我相信苦难的确是人生的必含内容，一旦遭遇，它也的确提供了一种机会。人性的某些特质，惟有藉此机会才能得到考验和提高。一个人通过承受苦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是一笔特殊的财富，由于它来之不易，就决不会轻易丧失。而且我相信，当他带着这笔财富继续生活时，他的创造和体验都会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底蕴。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不曾经历过大风大雨，却也尝过人情冷暖，不曾失去了至亲，却也亲眼目睹父亲选择死亡的刹那……

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那就看看老史（史铁生），看看他爽朗的笑容，看看他的文字。

『5』

曾经他特别反感，人们总是要提到，他是一个残疾人的身份。

他说：有一回我写的受到表彰，前辈们在表彰这篇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它的作者是一名残疾人，于是台下的掌声也便不同凡响。当时我心里既感激大家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又不免有一缕阴云来笼罩：到底是那确凿值得表彰呢？还是仅因为它出自一个残疾人笔下才有了表彰的理由？至少是这两条不能再动的腿，在那表彰的理由中占了一定的比例吧？这时，我的心头只有一句话萦绕不去：忘了我的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吧。又有一次我的遭了批判，老实说，我颇以为批判得无理。正当我愤愤然之际，有朋友来为我打抱不平了。

我自然很高兴。不料这朋友却说：“我跟他们（制批判者）说了你的情况，你放心吧，没事了。”什么情况？腿，残疾。本来可能还有什么事呢？为什么就会没事了呢？（顺便说一句，我仍以那朋友为朋友，但他那一刻无疑是犯了糊涂。）我如坠入五里雾中，心头又是那句话来回翻滚：忘了这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行不行？

后来，当他写下这段经历时，却在反思：这样的史铁生，他是否过于敏感了呢？人们提到他是个残疾人难道有悖事实吗？大家多给他一点鼓励的掌声，难道不是人情之常么？如确有那么一缕阴云的话，也是他敏感的产物。试想这敏感若多起来，谁跟他说话能不提心吊胆百般戒备呢？这样下去哪还有平等可言呢？“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诛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时候，使我们处于不平等之地位上的，是我们自己，非他人也。

现在的这个史铁生想，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该不忘，正如他笔下的顾阿根。

顾阿根：是一个公司的头头，是一个残疾人。我见过他，见他在冬日的寒风中瘸着腿为公司的事务四处奔走，蹬起自行车来也如飞。脸上的汗和脸上的笑都正常到使人相信，他那时一定把自己是个残疾人给忘了。最近他正在筹建一个“残疾人用具用品专卖店”。他还准备购置两辆三轮摩托车，为不能出门和无力提拿重物的残疾顾客送货到家。

他说该店的宗旨是：“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与健康人同等的购物机会，让千百万残疾人能够买到他们所需的特殊用品，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社会大家庭一员应有的温暖，让千百万残疾人的家属解除后顾之忧。”他说，这几年他和他的公司都有了一些钱，他在赚钱之初便一直是为着实现这一心愿。他说他忘不了残疾人，忘不了自己也是个残疾人，忘不了残疾人生活得艰难。

『6』

他说：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喜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求神明保佑，可能是都会有的心情。“人定胜天”是一句言过其实的鼓励，“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才是实情。生而为人，终难免苦弱无助，你便是多么英勇无敌，多么厚学博闻，多么风流倜傥，世界还是要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于无知无能的地位。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2005年底，史铁生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说：“您说命运对我不公，真也未必。四十几岁时，我忽然听懂了上帝的好意，不由得心存感恩。”

命运的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它好像是纯粹的偶然性，另一方面，者纯粹的偶然性却成了个人不可违抗的必然性。

他说：从一开始我的写作中就带着某种宿命观，难以摆脱，但这个“宿命”色彩显然不是人们常常说的“认命”，而是知命，知命运的力量之强大，而与之对话，领悟它的深意。

余华写过两部著名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许三观卖血记》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许三观，从年轻到苍老历尽艰辛;每逢家庭变故，他就以卖血来挽救危机，甚至差点为此送命。一次次卖血后，唯一的补偿就是到饭馆里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在《活着》里，地主少爷福贵的一生中，败家，中年丧母、丧儿、丧妻，丧女婿，到最后，连唯一的孙子也死了，只剩下老了的富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无论是许三观还是富贵，他们都没有明确的生存目标，只因为生命的惯性才活着。不管是屈辱还是风光，不管是甜蜜还是酸楚，生命都在静静地活着。生命不是必须承受苦难，但生命确实有足够的韧性承受苦难，“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只要不死，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

一种脱胎换骨的人生转变，往往肇始于一个偶然的。

从寻求死亡到正视人生。从思考人生到看人生宿命。

这宿命并非“认命”，而是“知命”。

人生在世所以会有意义，就是因为有死亡这件事，如人间没有死，人生的意义就消失了。因为有死亡，人们才会想起在这个有限且短暂的生命过程中创造些什么，这也激励着推动着人们不断往前。

他说文学在他的生命里只能排第三，他最热爱的是田径，其次是足球，第三才是文学。他将生活比作球赛，狂热的钟爱着球赛的人们目的只是为了想知道结果那一队赢还是那一队输吗？这样直接等球赛结束再询问结果便可，而这最终的输赢又意义何在？在球赛中，球员们矫健的身姿，完美的配合，过人的智慧，球迷们动情的欢呼，忘我的陶醉，在这过程中，不管球迷还是球员们不正体验着享受着他们的与快乐！

而生命的意义便在这过程种享受他的精彩与动人。活在当下。

尼说：“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创造力。”他的“知命”，他的抗争，他的坦然，他的勇敢。在抗争中赢得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取得生存的意义。

有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别人最好的解药

陈希米在书中回顾了两人相携相伴的岁月，人生经由“年轻时痛苦万分”，走到“成熟之年里甘之如饴”，再到“终于可以告慰，终于平安”，“我只想能跟你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说话，听你掏心掏肺，也跟你袒露一切。那才是人最好的生活。你说过，我们要爱得不同凡响。”

正如史铁生于希米，正如母亲于史铁生，正如这一切故事于我……

余华莫言史铁生他们都是中国当代作家。

莫言是我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余华莫言史铁生他们都是中国当代作家。

因为下肢瘫痪，史铁生久坐轮椅，身体孱弱，很少出门，同为作家亦是朋友，余华、莫言、刘震云和另外一位作家马原总想带着史铁生去到处走走看看。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