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理的诗句有哪些

人生哲理的诗句有如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发奋忘食，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论语》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

富贵不能*，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滑稽列传》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史记·陈涉世家》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后汉书·陈蕃传》

有志者，事竟成。———《后汉书·耿弇传》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国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后出师表》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北齐书·元景安传》 隋唐宋:公元581年－公元1271年

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将进酒》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汉武帝刘彻《秋风辞》

2015考研专业课: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2)？

司马迁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对后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之所以说司马迁是一位史学家，相信这里就不用再赘述了，司马迁在史学上的成就和造诣足以让他成为西汉乃至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而之所以说司马迁是文学家，也是因为司马迁的《史记》除了是一本史书之外，也可以说是一本非常具有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主要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作品，司马迁以自己高超的文学素养，以及生动的文笔描写，将许多事情都的叙述都描写的非常的传神，情感充沛。而且对于事物的判断，司马迁也有自己的准则。

也可以说，《史记》中建立了一批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为今后许多、戏剧都提供了重要的写作素材，不少的帝王、英雄、侠客也都由此演化出来。而且后世的许多都以“传”为民，以传记的形式写作，这也都是《史记》对后世的影响。所以说，作为文学作品的《史记》对后世也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说司马迁也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文学家。

当然司马迁也是一位思想家，在《史记》中也出现过非常具有哲理意味的话，如“鱼生于水，死于水;草木生于土，死于土;人生于道，死于道”等，其核心是天道自然，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

　司马迁与史记

众所周知，《史记》是西汉著名的也是最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所写的著作，司马迁倾其一生，最终完成了这部经典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这其中也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为后人所知。　　

司马迁子承父业，父亲司马谈在临死之前将家族的使命和自己的遗愿都托付给司马迁，希望司马迁能够接着编写自己的论著。司马迁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早年间游历山水，了解风土人情，搜集古事旧闻的司马迁为编写《史记》积累的大量的素材。公元前104年的时候，司马迁就着手开始编写《史记》了。

但是不幸的是，在公元前98年的时候，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被匈奴俘虏做了战俘，汉武帝对此非常的生气。但是司马迁却没有逢迎汉武帝的意思，司马迁为李陵解释求情，认为李陵是一个孝敬爱国的人，投降匈奴是迫不得已，心中一定还想着他日能够重新回朝。但是汉武帝却将司马迁逮捕入狱，司马迁被捕入狱之后遭受到了酷刑拷打。李陵投降匈奴的罪名被“坐实”之后，司马迁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受到了宫刑的处罚。

在身体和精神都受到重大的创伤之后，司马迁忍辱负重，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写《史记》之上，完成《史记》也成为了司马迁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前后十四年，司马迁最终完成这部传世的巨著，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也被人们所传诵。

史记的思想内容

名词解释：

11.《史记》

12.鸿门宴

13.《史记》三家注

14.《汉书》

15.乐府

16.《孔雀东南飞》

17.《古诗十九首》

18.建安风骨

19.建安七子

20.竹林七贤

答案：

11.《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西汉司马迁著，共一百三十篇，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公元前104-前91年)撰成。后其书有缺，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撰《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篇，又附缀武帝天汉以后史事。司马迁职居史官，据《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利用国家收藏的文献，再加以实地访的资料，取材丰富。记事起于传说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共三千年左右，尤详于战国、秦、汉。体裁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为后世各史所沿用。其中《陈涉世家》肯定陈涉起义的作用《河渠书》、《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记述了少数民族的活动，都是本书的优点。对部分历史人物的叙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

12.鸿门宴：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占秦都咸阳后，派兵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四十万大军攻入，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准备消灭刘邦。经项羽叔父项伯调解，刘邦亲至鸿门会见项羽。宴会上，范增命项庄舞剑，欲乘机刺杀刘邦，项伯也拔剑起舞，常以身掩护。最后樊哙带剑执盾闯入，刘邦始得乘隙脱险。这一段史实由于司马迁《史记》的精彩描述而流传不衰，成为后代、尤其是戏剧的优秀素材，不断在舞台上搬演。

13.《史记》三家注：《史记》唐代以前的三家重要的注本，分别是裴骃的《史记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14.《汉书》：东汉班固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创始于其父班彪继《史记》而作的《后传》，彪死，班固整理补充，撰成本书。其中八表和《天文志》未成稿，由班固的妹妹班昭和马续续成。本书体例大略与《史记》相同，惟改书为志，废世家入列传，并创《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准绳。本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分一百二十卷。它叙述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断代历史。本书包举一代，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资料。其精华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述，由此地展示了西汉盛世的繁荣和时代风貌。其中李陵、苏武的传记酣畅淋漓，悲壮沉郁，可与《史记》名篇媲美。《汉书》的笔法严谨有法，形成了与《史记》截然不同的风格。

15.乐府：“乐府”有二层含义：一是指古代音乐官署，“乐府”一名始于秦。秦及西汉惠帝时均设有“乐府令”，武帝时的乐府规模较大，掌管朝会宴飨、道路游行时所用的音乐，兼民间诗歌和乐曲。哀帝时废除，从此乐府机构消失。东汉的黄门鼓吹署的职能大体相当于乐府。二是诗体名。魏晋以后，把乐府所唱的诗也称“乐府”，于是乐府便由机构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后人因此把词和散曲也叫做乐府。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按照音乐的不同，将乐府诗分为十二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府辞，这个分类为后人所遵从。汉代乐府诗的精华是民歌，它们大多保存在《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中。

16.《孔雀东南飞》：此诗最早见于陈朝时每个人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题作《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后人常取此诗首句，称为《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最长的叙事诗，也是中国叙事诗的代表作。它讲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因受到礼教迫害而被迫分离，最终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深刻揭露和鞭斥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对诗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反抗精神寄予同情和赞扬。诗的结尾以幻想的形式对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予以描绘和歌颂。作品展现了很高的叙事技巧，人物刻画曲尽其妙：刘兰芝的贞刚、焦仲卿的温厚、焦母的霸道、刘兄的势利，无不入木三分。此外，个性化的对话和恰如其分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活。情节双线交叉，结构谨严，剪裁得当。它的出现标志着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发展到了高峰。本篇在《乐府诗集》中属《杂曲歌辞》。

17.《古诗十九首》：梁代萧统《文选》“杂诗”类的一个标题，包括东汉末无名氏所作的十九首五言抒情诗。非一人一时之作，但因其相似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而被编辑在一起。其题材不出乎游子思妇的离情别思与失意士人的羁旅愁怀、坎懔之悲。其主题紧紧围绕着人生短暂和对死亡的忧惧而展开，诗人或渴望青春爱情，或渴望功名和物质享乐，从努力实现人生不朽到满足于耳目口腹之欲，都是为了达到战胜死亡的目的。其艺术表现手法既继承了诗、骚的比兴传统，又吸取了汉乐府五言诗的长处。总之，哀婉、感伤、忧惧和狂放的情感以及沉重的人生哲理思索及其率真的表达，都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故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

18.建安风骨：又称建安风力、汉魏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继承《诗经》、汉乐府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一方面在诗篇中真实地描写汉末的大、大分裂，表现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同时又在诗歌中抒发统一天下、建立伟业的雄心壮志。诗歌的情感基调慷慨悲凉，语言自然明白十分流畅，成为后世诗歌创作推崇的榜样。南朝梁批评家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都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也盛赞“汉魏风骨”，李白并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赞赏诗句。

19.建安七子：“七子”之称见于曹丕《典论?论文》，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位诗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因此在创作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其中，除孔融年长，去世又早，其散文虽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但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其他六人则年龄接近，是邺下文学活动的参与者，既具有建安风骨的时代特征，又具有各自独立的个性特征。王粲被誉为“七子之冠冕”，刘桢的五言抒情诗成就亦较为突出。

20.竹林七贤：是正始中期以后形成的林下谈玄的名士文人群体。《魏氏春秋》：“嵇康与陈留阮籍、河间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三国志?魏志?嵇康传》裴松之注引)他们发言玄远，任性放达，饮酒服药，表现出超凡脱俗的人生趣味，以及对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的追求。七贤的政治立场和处世方式各有不同，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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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史记》的儒家人文精神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

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

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当时的倾危之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和楚汉相争。

大显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

是他暗示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

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

《史记》中的人物形形，或卑琐、或伟岸；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悲惨。

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的产儿，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

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

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行动具有超前性。

尽管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付出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

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

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的是一个悲剧群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中央朝廷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儿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

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

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

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自身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

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背后故事：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

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

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

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

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职尽责。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

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

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据汉朝的刑法，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

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

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

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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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把人类活动作为特定研究对象，把指导现实行动作为目的明确提出，正是基于这种对的清晰认识，它才能在几千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生机勃勃，历久弥新。瞿林东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思齐’与‘内省’的人生修养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传统，史学审美传统等，都反映出极鲜明的。其特点是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结合，是在现实的关注时，从不脱离对过去的思考和对将来的憧憬，它反映在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上，它更反映在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上。”[1] （P46-49）这个论述可以说是对传统史学的高度概括。　　一、以人为本的史学观点　　司马迁在其父司马谈临终前受命，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完成史书的修撰。当时传世的载史之作多为儒家经典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著作，又及汉武帝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元文化政策，加之司马迁本身曾师从古文经学家孔安国和公羊学大家董仲舒，因此他的思想很难不渗透儒家的影响。司马迁本人极推崇儒家六经，他说： “《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义，《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2](31）。高度评价儒家经典对于社会和人伦关系的巨大影响。不仅如此，司马迁进一步阐述了《春秋》所体现的礼义和准则是天下人须臾不可违背的为人、为政的圭臬，是“礼义之大宗”。司马迁的旨趣与儒家的思想贴近，其表现一是司马迁以继《春秋》为己任，一是对儒家六经的全面推崇，但更为深刻和本质的影响，则体现于他继承了儒家人本思想“重视人”的核心。　　《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3](P72）这就表明在孔子的眼中，史官的作用已经与巫师分离了。以后的历史学家在面对重大历史变迁时更是能够察觉“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在《史记》中也反映了儒家这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认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谈到著《史记》的旨趣，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2735）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指的是史书的撰作，考证和对历史规律的探寻，侧重于对历史的客观记录，更多地体现了史家的历史认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则概括了司马迁作史的宗旨。　　司马迁论“天”，涵义比较复杂，有时讲的是神秘的上天，即天命思想，这在《史记·天官书》中有集中的反映。他相信上天和人间确实有对应关系，认为“天人感应”确实是存在的。在那个时代有这种思想并不足怪。司马迁的可贵之处，是他在人们普遍地慑服于天意、神灵的时代，却敢于对感应、灾祥迷信的说法表示保留和怀疑，并且从总体上强调人事起根本作用。他在《天官书》中总结天意与人事何者更为重要时说“：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5]他强调的是国君的行为和政治的清明，把治国的方针（“德”）和办法（“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司马迁实际上否定了天意的作用。　　尤为重要的是，一到记述重大历史，司马迁就从史实出发，从人事的角度总结成败兴亡的经验，并特别重视人心向背在历史上的作用。如在归结楚汉成败的原因时，《史记》同意韩信拜将时对形势的分析，把人心向背作为关键，又论述人谋在楚汉成败上所起的作用，明白指出以胜败归于天意的错误。　　《史记》篇章中常常讲到“天”，不少是指时势（在历史变革方面）和际遇（在个人关系方面）。如在《史记·六国年表序》里，讲了秦由弱变强，最后统一天下“，非比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6](P685）秦的成功似乎得到“天助”，实际上这个“天”是指的世变，即历史形势。霍去病凭外戚身份和特殊条件得以速功高升，日以亲贵，比大将军“亦有天幸”。这里的“天”不是上天，而是指时机和际遇了。　　二、开纪传体之先河　　中国古代史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体裁：一是记事，记事中又兼带着记言，前有《尚书》，后经袁枢发展为纪事本末体；二是编年，即在记言记事的基础上再添上了编年，如《春秋左传》，后发展为各朝各代或贯通或断代的编年体史书；三是传人，即在以人物为中心的体裁内又包括了记事和编年。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编撰方式，首次在历史著作中记载了形形的人物，使凸显了人的活动和作用。《汉书》以下的正史延续了《史记》的传统，使史书对于记载人的活动有了可遵循的模式。唐代刘知几把人物活动的问题看成是史家不可推却的责任。他说：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后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其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讫武帝太初年间，《史记正义》称其“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书中翔实地记载了纷纭复杂的政治兴废，众多的人物活动，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分为五个部分，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兴衰沿革，记“王迹所兴”；十表八书作为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7](P2723) 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十二本纪按帝王世系顺序记叙个朝代兴衰终始；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记录那些扶持正义，有超人风范，紧握着风云际会建功立业而流芳百世的各类人物；十表略古详今，网罗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分门别类的人类的活动。因此说，司马迁把著史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写人上。这五种体例有序配合，勾连天人，贯通古今，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谓体大思精。　　三、以记人为主的内容　　《史记》从内容上看也很注重写人。司马谈在向儿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8](P2716)司马迁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9](P271《9)史记》中的纪、传正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文。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及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司马迁以其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多彩长卷，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史记》的叙事是在尝试洞悉人性的基础上探究的因果关系，进而深入思考历史的规律和人物命运。他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如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后保留了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这些特点正是通过生活琐事表达，又成为人物性格发展的铺垫，如《史记·李斯列传》开头写道“（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扰。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10](P2539)这是一件生活琐事，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的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这种思想是他人生理想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人物性格还是被司马迁认为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 “自矜功代，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以上的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史记》中的人物各有风貌，各有性格，但他们身上有某些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共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韩信之于漂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如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如《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魏公子列传》中的侯赢，《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如此。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儒家，为后代史家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中所渗透的儒家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诟、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的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著史特点给人印象深刻，符合“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11](P2717) 的儒学实用目的，成为后世治史的垂范。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是什么意思？

《史记》这个寒我读了《史记》。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史记》之刺客列传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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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为智伯臣子时，甚得宠，后来赵襄子灭了智伯，割了智伯的头做酒杯。豫让立志为智伯报仇，因为“士为知己者死”。 只有报仇才能让他心安。于是两次行刺襄王，不惜把自己搞成残废，丑陋不堪。最后一次行刺时，襄王说，豫子啊，你这样为了智伯，于情于理都足够了，我上次放了你，也算尽了道义，你好自为之，我这次也不客气了。便让人包围了豫让。这让我想起周星驰的《喜剧之王》种一个情节：一个文弱书生扮作去向一五大三粗的大汉收保护费，反被打得鼻青脸肿，最后涕泪交加还不罢休。那大汉叹息一声，无奈至极---------我算是怕了你了。便给了他几十块钱打发他走。 而豫让呢，最后也见了棺材还不落泪，问襄王要了衣服，拿匕首象征性的往衣服上捅了几刀，算是报了仇，接着便自刎见他的知己智伯去了。这实在比那收保护费的书生还尴尬。

豫让怀着报仇的信念至死不渝，这执著劲着实令人钦佩，但他所标榜的信念从根本上就很荒谬---------

他誓死报仇只因要为智伯尽忠。何谓知己者?这得从豫让的经历说起。豫让曾经侍奉章范，中行氏，都未受重用，直到给智伯做奴才，方才得到尊宠。他的这种‘知己感’不是子期伯牙的超世俗的心灵相通，而不过是种自我认同感。一个屡屡受挫的臣子在一个宠信他予他荣誉，地位，厚禄的君主那里找到存在价值，这便是豫让所谓的“知己感”，实则是某种具有无数可变性的身外之物。说白了他其实只是在为一个赏识他的死翘的君王尽忠。他曾经辗转于那么多的诸侯国，并非如屈原那样可以生是楚国人死是楚国的死人-----他没有屈原那种视一国为心灵家园的根基。那么为一个动弹两下就被人砍了脑袋的君王从一而终，直到人家死了还不放过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愚忠，既浪费自己人生，于百姓也无益。

豫让固执地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行刺之时，襄王为他的义气和拗劲儿感动，尊他为贤人义人，不惜自己谨慎些避开他免遭不测，遂将豫让释放。可以说，豫让在智伯那里找到的认同感和个人价值体现在襄王这里一样得到了。他可以与智伯“知己”，同样可以与襄王“知己”这便再次证明他的“知己”有多空虚，经不起推敲。

最后呢，豫让刺不到襄王，转而刺刺襄王的衣服，形式做足了也就心满意足地找智伯重温知己旧梦去了。咳，忍不住要为此人捏一把汗。

有哲理的句子写作文能用上的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意思——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这个人，一定先要使他心意苦恼，使他筋骨劳累。

作品出处

出自孟子的《孟子·告子下》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

本文是一篇论证严密、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作者先列举六位经过贫困、挫折的磨炼而终于担当大任的人的事例，证明忧患可以激励人奋发有为，磨难可以促使人有新成就。接着，作者从一个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最后水到渠成，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全文用列举历史事例和讲道理相结合的写法，逐层推论，使文章紧凑，论证缜密；此外，文章多用排比句和对仗句，即使语气错落有致，又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有力地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

作品原文

舜[1]发[2]于畎亩[3]之中，傅说[4]举[5]于版筑[6]之间，胶鬲[7]举于鱼盐[8]之中，管夷吾[9]举于士[10]，孙叔敖[11]举于海[12]，百里奚[13]举于市[14]。

故[15]天将降大任[16]于是[17]人也[18]，必[19]先苦[20]其心志[21]，劳[22]其筋骨，饿[23]其体肤[24]，空乏[25]其身，行拂乱[26]其所为[27]，所以[28]动[29]心忍[30]性，曾[31]益其所不能[32]。

人恒[33]过[34]，然后能改；困于心[35]，衡于虑[36]，而后作[37]；征于色[38]，发于声[39]，而后喻[40]。入[41]则无法家[42]拂士[43]，出[44]则无敌国[45]外患[46]者，国恒[47]亡[48]。

然后知生于忧患[49]，而死于安乐[50]也。

作品注释

1、舜：姚姓，名重华。唐尧时耕于历山（在今山东济南东南，一说在今山西永济东南），“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尧帝使其人山林川泽，遇暴风雷雨，舜行不迷，于是传以天子之位。国名虞，史称虞舜。事迹见于《尚书·尧典》及《史记·五帝本纪》等。

2、发：起，指任用。

3、畎（quǎn）亩：田亩，此处意为耕田。吠，田间水渠。

4、傅说（fù yuè）：殷商时为胥靡（一种刑徒），筑于傅险（又作傅岩，在今山西平陆东）。商王武丁欲兴殷，梦得圣人，名曰说，视群臣皆非，使人求于野，得傅说。见武丁，武丁曰：“是也。”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遂以傅险为姓，名为傅说。事迹见于《史记·殷本纪》等。

5、举：选拔。

6、版筑：筑墙的时候在两块夹板中间放土，用杵捣土，使它坚实。筑，捣土用的杵。

7、胶鬲（gé）：商纣王大臣，与微子、箕子、王子比干同称贤人。

8、鱼盐：此处意为在海边晒盐。《史记》称燕在渤碣之间，有鱼盐之饶；齐带山海，多鱼盐。

9、管夷吾：管仲，颍上（今河南许昌）人，家贫困。辅佐齐国公子纠，公子纠未能即位，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知其贤，释其囚，用以为相，尊称之为仲父。《史记·管晏列传》：“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10、士：狱官。

11、孙叔敖（áo）：蒍姓，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春秋时为楚国令尹（宰相）。本为“期思之鄙人”，期思在今河南固始，偏僻之地称为鄙。

12、海：海滨。

13、百里奚（xī）：又作百里傒。本为虞国大夫。晋国灭虞国，百里奚与虞国国君一起被俘至晋国。晋国嫁女于秦，百里奚被当作媵臣陪嫁到秦国。百里奚逃往楚国，行至宛（今河南南阳），为楚国边界之鄙人所执。秦穆公闻其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于是与之。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至秦，秦穆公亲释其囚，与语国事三日，大悦。授以国政，号称“五羖大夫”。史称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政，“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事迹见于《史记·秦本纪》。

14、市：市井。

15、故：所以。

16、任：责任，担子，使命。

17、是：代词，这，这些。

18、也：助词，用在前半句的末尾，表示停顿一下，后半句将要加以解说。

19、必：一定。

20、苦：动词的使动用法，使……苦恼。

21、心志：意志。

22、劳：动词的使动用法，使……劳累。

23、饿：动词的使动用法，使……饥饿。

24、体肤：肌肤。

25、空乏：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穷困。空，穷。乏，绝。

26、拂乱：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颠倒错乱。拂，违背，不顺。乱，错乱。

27、所为：所行。

28、所以：用来（通过那样的途径来……）。

29、动：动词的使动用法，使……惊动。

30、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坚韧。

31、曾：同“增”，增加。

32、能：才干。

33、恒：常常，总是。

34、过：过错，过失。

35、困于心：在内心里困惑。

36、衡于虑：思虑堵塞。衡，同“横”，梗塞，指不顺。

37、作：奋起，指有所作为。

38、征于色：面色上有征验，意为面容憔悴。征，征验，征兆。色，颜面，面色。赵岐《孟子注》：“若屈原憔悴，渔父见而怪之。”《史记·屈原贾谊列传》：“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39、发于声：言语上有抒发，意为言语愤激。赵岐《孟子注》：“若甯戚商歌，桓公异之。”甯戚，春秋时卫国人。家贫，为人挽车。至齐，喂牛于车下，齐桓公夜出迎客，甯戚见之，疾击其牛角而商歌。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齐桓公召与语，悦之，以为大夫。

40、而后喻：然后人们才知晓他。喻，知晓，明白。

41、入：名词活用作状语，在国内。

42、法家：坚守法度的大臣。

43、拂（bì）士：足以辅佐君主的贤士。拂，同“弼”，辅佐。

44、出：名词活用作状语，在国外。

45、敌国：实力相当、足以抗衡的国家。

46、外患：来自国外的祸患。

47、恒：常常。

48、亡：灭亡。

49、生于忧患：忧患使人生存发展。

50、死于安乐：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

作品译文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任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任用，管夷吾被从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任用，百里奚被从奴隶市场里赎买回来并被任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这个人，一定先要使他心意苦恼，使他筋骨劳累，使他忍饥挨饿，使他受尽贫困之苦，使他所做的事情颠倒错乱，用来使他的内心收到震撼，使他性情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原来没有的才能。

一个人，常常发生错误，这样以后才能改正；在内心里困惑，思虑阻塞．然后才能知道有所作为；别人愤怒表现在脸色上，怨恨吐发在言语中，然后才能被人所知晓。（如果）一个国家，在国内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没有实力相当、足以抗衡的国家和来自国外的祸患，这样的国家就常常会走向灭亡。

这样以后才知道忧虑祸患能使人（或国家）生存发展，而安逸享乐会使人（或国家）走向灭亡的道理了。

创作背景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国君实行“仁政”，要与民“同乐”。孟子的思想学说就是著作《孟子》。《孟子》记载了孟子的言行，是一部对话体著作。其显著特点一是气势充沛，雄辩而色彩鲜明；二是善于以典型事例、比喻和寓言阐述事理。此文选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一个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要奋发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作品赏析

全文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1、2段）：举例论证人才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造就的道理。（分两层）

第1层（舜发于……举于市）：列举六位历史上著名的人物的事例，说明成就大业者都曾经过一番艰苦磨炼。

第2层（故天降……其所不能）：论述人要担负重任，有所作为，成就大业，必须先在思想、生活和行为等方面经受一番艰苦的磨炼。

第二部分（第3、4段）：论述人处于困境才能奋发，国无忧患则往往遭灭亡的道理。点明中心论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分三层）

第1层（人恒过……而后喻）：从正面讲人必须经过挫折、困苦，才能长进和有所作为。

第2层（入则无……国恒亡）：由个人推论到治理国家，进一步论证艰苦磨炼的必要性。

第3层（然后知……安乐也）：点明中心论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文章开头，作者一连列举了六位古代圣贤在困难忧患中崛起的事例，来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一著名论断。这个推理过程属于逻辑学上的归纳推理，即由前面六个特殊的事例，归纳出后面带普通意义的结论；又通过后面的结论，说明了前面六个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艰苦的环境，一方面给人们以困苦、饥饿、贫困、疲乏、忧虑，每每就不如人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困难，坚定、振奋人们的意志，使人们在不断克服困难，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增加了聪明才干。然而道理在此还没有说完，上面只谈到，在人与客观环境这一对矛盾中，客观环境对人的触动，反过来，针对人的主观世界对此又是怎样做出反应，孟子接着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客观环境的困难和自身判断的失误，造成人在改造客观的过程中的错误，而他也就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教训，从而达到“能改”的境界——这个“能”，从语义上讲，不仅体现了人的愿望、决心，也体现了人的能力。他因为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而忧虑、痛苦、困惑，造成内心的压抑，而他也就在不断冲破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活跃了自己的思维，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更重要的一点，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会性的，他有痛苦，有忧虑，想发愤，想创造，必然表现在形色上，吐发在言辞中，期望得到理解与同情、启发与帮助。人就在这一切与忧患的斗争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质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现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创造能力，一句话，表现了他“生”的价值。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全部含义。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里指出：“昌黎（韩愈）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若不‘是’之‘异’，则妄而已。”这种主张，实在起于孟子的影响。孟子在提出“生于忧患”这一“是”命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它的“异”命题： “死于安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克己慎终。在外又没有敌国的抗衡、外寇的侵扰。如此安适的环境，首先带来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这是精神上的死亡。紧接着必然是物质上的死亡——“国恒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反一正，一是一异，相辅相成地说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两面。既不使人因正面说教而感沉闷，又不为邀人眷顾而故发惊人之谈；既娓娓动听，又给人警策；既不庸，又不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在孟子也许只是为了给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启迪。但作为一条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其影响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道德上。特别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两句，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美学原则的形成，这就是“发愤抒情”这一美学创作原则。这亦是千百年来，孟子此篇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

在修辞上，此文也很有特色。《孟子》善用排比句，往往用一连串结构相同的句式，对于同一论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千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万里不可阻挡的气势。孟子文之称雄辩，这类句式的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配合归纳的推理方式，便用了这种句式，一起首连举六位圣贤的成功事迹，从数量上给人以深刻印象，使人觉得“生于忧患”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接着又极力铺排艰难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磨难，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历述圣贤面对艰难忧患的正确态度与处理方法，最终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很有说服力。一般说来，铺陈排比的写法，固可造成宏大气势；若处理不当，也可致繁复拖沓之虞。其后的汉大赋，由于片面强调了这一特点，往往使人难以卒读。而孟子的这篇文章，虽通篇用排比句式，却仍给人以行文简洁的印象。原因在于，孟子十分注意遣词用字，尽量扩充每一词语，尤其是动词的容量。以起首一段为例，共六句话，六个动词，包括一个“发”，五个“举”，既表现了人物由微贱趋向显达的运动过程，又暗示了人物身份：舜君子，是圣人，他的成功，固然因为尧的赏识，但主要靠的是他自身的才能与努力，故曰“发”；傅说等是臣，是贤人，他们的成功，固然因为自身的才能与努力，但主要靠的是明主的知遇，故曰“举”。

如同所有成就辉煌的文人学者一样，孟子的一生也是不甚得意的。此文写得如此出色，诚为“发愤抒情”的结果。

名家点评

唐·柳宗元《敌戒》：敌存灭祸，敌去召过。

宋·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清·吴闿生《重订孟子文法读本》：通体盘旋，为末二句蓄势，章法极奇，贾生《过秦》．所自出。千盘百折，厚集其阵，纯用劲折，无波磔痕。

作者简介

孟子（前372一前289），名轲，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继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孟子曾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仁政”思想和“王道”主张，但由于当时诸侯国忙于战争兼并，其观点被认为是“迂阔”，几乎无人纳。孟子晚年回邹国与弟子著书立说，作《孟子》7篇，共269章。《孟子》语言明白晓畅，又极富感情，具有磅礴的气势和强大的鼓动力量。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什么意思

中国文学

1、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惟贤惟德，可以服人。

——《三国演义》

2、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西游记》

3、人无刚骨，安身不牢。

——《水浒传》

4、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

——《红楼梦》

5、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史记》

6、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

7、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上，有些是掉到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

——《鲁迅全集》

8、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 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十八春》

9、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

——《送你一匹马》

10、垂下的头颅只是为了让思想扬起，你若有一个不屈的灵魂，脚下就会有一片坚实的土地。

——《旅程》

11、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迸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

——《文化苦旅》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意思是：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

这句话的出处是：先秦·孟子及其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该作品的原文如下：?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人 一作：斯人)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翻译成白话文如下：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管夷吾是从狱官手里被释放并加以任用的，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从奴隶集市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之苦，以致肌肤消瘦，使他身处贫困之中，使他做事不顺，通过那样的途径来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情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

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忧困，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奋起；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言谈中，才能被人们了解。一个国家，在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外没有与之匹敌的邻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

这样，就知道常处忧愁祸患之中可以使人生存，常处安逸快乐之中可以使人死亡的道理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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