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起源上的观点有哪些

道德起源上的观点有：

一、生物进化观点：

生物进化论观点：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道德可能源自人类长期的进化和生存竞争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演化中，某些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可能是适应环境和社会互动的结果。

社会心理学观点： 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类道德观念的形成可能与人的社会化和群体认同有关。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有助于保持社会秩序和团结。

二、宗教观点：

神圣启示观点： 宗教信仰中认为，道德规范来自于神灵或神圣的启示。宗教教义和经典中的教导被视为道德的源头，人们通过信仰来遵循这些规范。

三、哲学观点：

合理主义观点： 康德等哲学家认为，道德规范可能源自于理性和纯粹理性道德法则的本质。人类理性和道德意识使人们能够认识到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

利他主义观点： 利他主义者如亚里士多德、孟子等认为，道德起源于人类的善意和同情心。他们认为，人们天生有助人为乐的本能，从而形成道德规范。

四、社会学观点：

社会契约论观点： 汉密尔顿、霍布斯等认为，道德规范可能源自于人们为了社会秩序和和谐达成的社会契约。人们通过契约或协议形成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

文化相对主义观点： 社会学角度强调文化和社会环境对道德观念的影响。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人们可能形成不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

以上观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实际上，道德起源可能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些观点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补充、交叉影响的。道德起源的探讨，也涉及到跨学科的研究，需要综合考虑生物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来探寻人类道德观念的深层本质。

什么是本体？什么是本体论

社会学的视角主要是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看待问题。社会学视角是用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可以从病人和医生的权力关系来看：这是职业社会学。

2、可以从病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水平来看：这是社会分层和不平等。

3、可以从国家的体制和医疗服务递送结构来看：这是制度社会学。

4、可以从病人的主观体验和自我解读来看：这是诠释社会学。

5、可以从病人和他的家人的关系来看：这是社会支持的视角。

6、可以从病人如何利用不同的医疗技术和学习医学知识来看：这是科技社会学。

社会学主要关注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以及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因此社会学的视角是将个人与社会层面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以是广泛的方面，如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环境学等。它不一定是非常理论化和标准化的。

当然，深刻的社会学洞察力总是积淀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上，更重要的社会学视角是超越独立个体或个体之间关系的心理品质，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高度观察来解释社会现象。

社会学的研究方向：

社会学主要研究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接受社会研究、社会调查、语言表达的技能训练，对于社会现象和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解决等。常见的社会热点问题有青少年犯罪问题、社会人士失业问题等。

《社会心理学：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清社会心理现象》

众所周知，存在问题是哲学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的演化中，直到17世纪才出现了ontology这个术语。按照当时德国哲学家沃尔夫的观点，逻辑学是哲学的入门，而哲学则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理论哲学，包括本体论、宇宙学、心理学和神学；二是实践哲学，包括学、政治学和经济学（1）。由此可见，本体论作为理论哲学的基础部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指出："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都是本体论(Ontologie)，或者，它压根儿什么都不是。"（2）

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的是：究竟什么是本体论?众所周知，ontology这个词中的"on"在古希腊文中写作"ov"，在英文中则写作being。按照通常的使用方式，在英文中，to be是系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解释。从哲学上看，它的最基本的用法有以下两种：一是"是"，如He is a student(他是一个学生)；二是"存在"，如He is(他存在)。to be的动名词being解释"存在者"，指以个别的方式存在着的人和事物；而当being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即以Being的方式出现时，则解释"存在"。按照传统的哲学见解。存在是一切存在者的总和，作为最高的种概念，它在逻辑上是无法定义的。?

关于存在问题的探索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对这个问题引起普遍重视的却是近代西方哲学。黑格尔在回顾哲学的发展时，曾经这样写道："这种最高的分裂，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一种最抽象的对立；要掌握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和解。从这时起，一切哲学都对这个统一发生兴趣。"（3）黑格尔在这里说的"这时"就是指近代。在另一处，他以更明确的口吻指出："近代哲学并不是淳朴的，也就是说，它意识到了存在与思维的对立。必须通过思维去克服这一对立，这就意味着把握住统一。"（4）黑格尔从绝对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存在问题。在他看来，既然存在是一个抽象的范畴，所以它本身就是思维的形式，质言之，就是思维，因而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是不言而喻的。与黑格尔不同，恩格斯则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肯定了存在与思维关系的重要性。他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5）在他看来，思维也就是精神，存在也就是自然界或物质世界。按照这种见解，存在就是存在者的总和，就是整个物质世界。?

在对存在、本体论及对近代西方哲学关于存在问题的见解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之后，现在我们有条件来探讨当代话语框架中的存在问题了。?

一、本体论研究复兴的原因

既然近代哲学已对存在问题获得一定的认识，那么，从20世纪初以来，存在问题为什么会再度成为困扰当代哲学家的核心问题呢?或者换一种说法，本体论的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复兴呢?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其一，传统形而上学陷入了危机之中。传统形而上学常常陷入这样的错觉之中，即认为自己在思索"存在"，实际上思索的却是"存在者"。亚里士多德强调，哲学的任务就是"考察存在者之为存在者"(to examine being qua being)（6），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不就是存在，这种考察仍然在存在者中兜圈子。它拘执于现成在手的存在者，却遗忘了存在本身。正如海德格尔所批评的："自其发端乃至其完成阶段，形而上学的陈述都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活动于一种对存在者与存在的普遍混淆之中。"（7）在海德格尔看来，尼在他的著作中所表达的那种"无家可归的"状态正是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忘记存在的真理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而尼所说的"上帝死了"则是传统形而上学终结的一个重要信号。然而，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等于一切形而上学的终结。在海德格尔看来，既然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所以人一定会继续形而上学的思考，但这种新的思考却必须以对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作为起点。事实上，他所倡导的"基础存在论"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思考的。?

其二，与传统形而上学密切相关的、传统自然科学在描述存在者世界时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观念，如存在、实体、确定性、因果决定论等，都面临着新的挑战。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把一种演化的观念带入到一切其他的实证科学对存在者世界的重新审视中。19世纪下半叶的克劳修斯提出的熵增加原理揭示了存在者世界在演化中的不可逆性。创立于20世纪初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学理论大大改变了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力学的传统观念。在经典力学的视野里，存在先于演化。但当物理学对存在者世界的考察深入到基本粒子的层面时，科学家们发现，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演化先于存在，因为时间是一个矢量。这一新的观念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爆炸宇宙学和耗散结构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由于演化构成了存在的本质，在传统物理学中作为不变的对象加以考察的实体也被现代物理学中的关系和功能所取代了，犹如印象派把古代绘画中的实体解构为光点一样。如果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还传承了经典力学对确定性观念的信赖的话，那么在后来科学的发展中，连这种确定性的观念也完全被超越了。无论是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还是玻尔的"互补原理"；无论是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还是扎德的模糊数学；无论是莫诺的生物学理论，还是曼德勃罗的"非线性科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确定性的观念。正如普津所说："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8）数学和自然科学观念上的变化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促使当代哲学家们从新的眼光出发，重新审视存在者世界，特别是以本体论为切入点，对存在问题做出新的说明。从孔德、马赫的实证论到逻辑实证主义思潮，从狄尔泰、齐美尔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从摩尔、亚历山大到怀特海的实在主义思潮，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奎恩的分析哲学理论，从波普尔、库恩到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理论等等，无不贯穿着当代哲学家对存在问题的新思索。?

其三，从近代社会向现、当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生活世界的巨大变化也引发了人们对存在问题的重新思索：?

首先，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出生活世界的巨大的裂口，使西方学者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和文化传承产生了疑虑。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名噪一时的著作《西方的没落》(1918-1922)中这样写道："西方的没落，乍看起来，好象跟相应的古典文化的没落一样，是一种在时间方面和空间方面都有限度的现象；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哲学问题，从它的全部重大意义来理解，它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存在(Being)的每一个重大问题。"（9）在斯宾格勒看来，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并不是外在的、偶然的，而是内在于精神世界的，是西方人的生存观念和生存方式所导致的必然的结果。只有以尼式的眼光重新审察并理解这个世界，西方文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境。一战以后，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并未从精神和文化的危机中超拔出来。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1931)中写道："…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10）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1936)中也显露出同样的忧虑。后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的兴衰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文化精神的危机和哲学家们对存在问题的反思。?

其次，在20世纪的发展中，现代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到生活中，引起了物的主体化和人的物化与异化。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探索了"物化"和"物化意识"的问题，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的首次面世给西方思想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异化劳动"成了最富前沿性的理论研究课题之一。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1950)中指出，现代技术已经不再是中性的东西，它作为"座架"(Gestell)控制和支配着现代人的整个生活。马尔库塞则在《单向度的人》(1964)中强调，技术的合理性已经转化为政治的合理性，"技术拜物教"已经到处蔓延，"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了。"（11）面对日益更新着的现代技术，人如何找回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如何阐述存在的意义，成了哲学家们最关心的课题。?

再次，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理论被普遍接受后，也对当代人的生活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宾克莱所说："他(指弗洛伊德--引者)提出的关于精神生活的无意识各方面左右人的力量的学说，对改变人是以理性为主的动物这个旧观念起了重大作用。"（12）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学说不仅影响了心理学、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社会学、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发展，而且也推动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性革命"和"性解放"运动，以致于有人惊呼：人类文明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前弗洛伊德式的；另一种是弗洛伊德式的。?

综上所述，在当代人的生活世界，包括精神世界中发生的重大的促使哲学家们重新去反思传统哲学，特别是作为传统哲学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的本体论，于是，以"追问存在"为标志的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就成了当代哲学中的一种时尚。?

二、本体论研究复兴的各种表现形式

当代哲学中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在当代哲学的发展中，由于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面对着不同的问题群落，所以他们(它们)对本体论问题的探索也是见仁见智，迥然各异的。?

第一种趋向表现为以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现象学本体论。胡塞尔在1913年出版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第11节的一个注释中回忆以前撰写的《逻辑研究》(1900-1901)时写道："当时我尚未敢用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令人厌恶的表述：本体论，我将这项研究称为一门'对象本身的先天理论'的一部分，A.V.迈农后来把它压缩为一个词'对象论'。对此，我认为，与已经改变了的时代状况相适应，重新使用本体论这个旧概念更为正确些。"（13）塞尔接受了传统哲学对本体论的使命的规定，即把它理解为对存在问题的研究，但他又从先验现象学的视角出发，把存在理解为经现象学还原后留下的先验意识，并进而把对蕴含在先验现象中的意识活动和通过这种活动被构造出来的意识对象的考察命名为"形式本体论"(die formale Ontologie)和"质料本体论"(die materiale Ontologie)。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年胡塞尔有时候也把先验现象学直接称之为本体论。?

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把对"存在的意义"(dre Sinn von Sein)的追问理解为哲学，尤其是本体论的根本任务。他认为，传统本体论的一个重大的失误是忽略了"存在"(Sein)与"存在者"(Seiendes)之间的差异，而唯有从特殊的"存在者"，即作为"人之存在"的"此在"(Dasein)的"生存"(Existenz)结构出发，才能真正地走上追问存在的意义的道路。基于这样的思考，他把自己的本体论称作为"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eontologie)。他还进一步强调："无论什么东西成为本体论的课题，现象学总是通达这种东西的方式，总是以指示方式来规定这种东西的方式。本体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14）这充分表明海德格尔十分重视现象学"面向事物本身"和"显现"的观点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哲学理解为"普遍的现象学本体论"(universale phaenomenologische Ontologie) （15））。在萨特看来，现象是自身显露的东西，而存在则以某种方式通过所有的事物而表现出来，因此必定有一种存在的现象，"存在将以某种直接爆发的方式，即无聊、恶心等方式向我们显示出来，而且本体论将把这种存在的现象描述成无中介的、自身的显露。"（16）萨特的许多文学作品及在这些作品中对存在心理的描述都贯穿着现象学本体论的思想。?

第二种趋向表现为以哈特曼为代表的自然本体论。正如施太格缪勒所说的："对哈特曼的本体论，只能从它是古代、中世纪形而上学的现代批判哲学的中介者这个作用方面去理解。"（17）也就是说，哈特曼的本体论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融入了康德以来的批判哲学的眼光，这使他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一方面，他超出了新康德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的单纯认识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超出了现象学的主观主义的视野，他力图使哲学和存在问题返回到日常生活赖以为基础的自然存在上去，从而实现了本体论研究中的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本体论本质上是"一种自然本体论"(eine Naturontologie)，他在自然界中划分出各种不同的存在级次，并深入地探索了这些级次之间的差异及相互关系。正如卢卡奇所评价的："比较有趣的和重要的是，他在建立一种自然本体论上所作的严肃的尝试。"（18）哈特曼的自然本体论曾对卢卡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种趋向表现为以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和奎恩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对本体论问题的新的思索。维特根斯坦并没有使用过"本体论"这样的术语，但许多研究者认为，他早期的《逻辑哲学论》(1921)就蕴含着一种本体论的基础。众所周知，这部著作是由七个命题构成的，按照施太格缪勒的说法，"开始的两个命题是讲他的哲学的本体论基础的(世界、事态、事实)；第三个命题是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过渡(世界与关于世界的思想之间的关系)……"（19）这种本体论实际上是以原子事实为基础的本体论。与维特根斯坦不同，卡尔纳普在1950年发表的《经验主义、语义学和存在论》一文，直接发表了自己对存在问题和本体论的看法。他认为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存在问题：一是对象在语言构架内部的存在问题，可简称为内部问题；二是对象的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问题，可称为外部问题。卡尔纳普指出："我们必须把外部问题、即关于新对象整个系统的存在或实在性的哲学问题与内部问题清楚地区别开来。许多哲学家把这类问题看作必须在引入新的语言形式以前提出和解答的一个本体论问题。他们相信，仅当本体论的洞察力给实在性问题提供肯定的回答、并能够为新语言形式的引入作辩护时，它才是合理的。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的主张是：新的说话方式的引入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护，因为它并不蕴含任何实在论的断定。"（20）众所周知，卡尔纳普对整个形而上学的传统都取拒斥的态度，因而他不承认本体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既然主张在语言形式的使用上要有宽容的态度，这就为一种语言约定意义上的本体论的提出创造了条件。

在奎恩看来，任何一个陈述都蕴含着"本体论的承诺"(the ontological commitments)。如"有些狗是白的"这一陈述，可以改写为：至少存在着一些对象X，X是狗，并且是白的。在这里，"是狗"和"是白的"均为谓词，它们和存在量词"有些"一起指示出一个明确的值域，约束变项X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取值，而所取之值也就是这个陈述所约定的存在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奎恩强调："存在就是作为一个变项的值。"（21）奎恩进一步指出："在本体论方面，我们注意约束变项不是为了知道什么东西存在，而是为了知道我们的或别人的某个陈述或学说说什么东西存在；这几乎完全是同语言有关的问题。而关于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则是另一个问题。"（22）也就是说，奎恩把本体论仅仅理解为语言使用中的一种约定论。这一见解深刻地反映出20世纪哲学演化中的语言学转折。?

第四种趋向表现为以卢卡奇、古尔德为代表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卢卡奇在晚年出版的《社会存在本体论》(11)中，把存在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无机自然，二是有机自然，三是社会。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合称为自然存在，以自然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则是"自然存在本体论"；而以社会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则是"社会存在本体论"(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社会存在本体论以自然存在本体论为基础。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哲学也就是社会存在本体论，其根本的特征是实践性和批判性："马克思所作的批判乃是一种本体论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社会存在作为人类对其周围环境的积极适应，主要地和无法扬弃地以实践为基础。"（23）由于卢卡奇把本体论研究的视野贯穿到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从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学者古尔德于18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一书中，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社会本体论"(the social ontology)，并从这一理解出发，对"社会"、"劳动"、"时间"、"因果关系"、"自由"、"正义"等概念的含义作出了新的阐述。

第五种趋向表现为中国哲学家金岳霖、熊十力对本体论问题的新思索。西方通过追问存在而探索的东西，在中国称之为"道"或"本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论"、"元学"或"本体论"，也就是本体论。金岳霖先生在《论道》(1940)中区分了知识论和元学，强调："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24）在他看来，在近代科学高度发展、科学主义严重泛滥的情况下，研究元学，探索人类生存的底蕴，弘扬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熊十力先生在《新唯识论》(1932年出版文言本，1944年出版语体文本)中批判了那种只肯定知识论、否定本体论的观点，提出："这种主张，可谓脱离了哲学的立场。因为哲学所以站脚得住者，只以本体论是科学所夺不去的。"（25）在他看来，"本体"不可用理智(即概念、判断和推理)去求，只能证会或体认(即当下直悟)，这里体现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的影响。?

从上可知，20世纪初以来本体论的复兴虽然呈现出迥然各异的态势，但其共同点则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关注和对人文精神的呼唤。?

三、本体论问题探索的焦点和前景

存在和本体论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种时尚后，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

首先，在Ontologie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存在论"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译法。它的优点是直接言明了Ontologie所要研究的对象，但在使用中也会造成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当"存在"的概念与"存在论"的概念混合在一起时是如此。如黑格尔《小逻辑》的第一篇篇名是Die Lehre vom Sein，中译为"存在论"，但这里的"存在论"的含义是"关于存在的学说"，与Ontologie意义上的"存在论"并不相同；又如，卢卡奇晚年的的著作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人们通常译为《社会存在本体论》，但如果把德文书名中的Ontologie译为"存在论"，这本书的书名岂不成了《社会存在存在论》了?

有的学者主张把Ontologie译为"是论"。一般认为，"是论"的优点是能够说明本体论在逻辑上的起源，也就是说，研究"是"的问题乃是研究本体论的、绕不过去的进路，但深入到问题中去的好的进路并不等于问题本身，何况"是"这个字在通常的使用中总是与表语联系在一起，所以用来指谓与表语相分离的存在问题是不可能的，用"是论"来取代本体论也难以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比如，人们可以把I am a student这个句子中的am译为"是"，但却不能把笛卡尔的名言--I think, therefore I am中的 am 译为"是"，否则，这句名言就成了"我思故我是"，所以这里的 am 必须译为"存在"或"在"，从而把这个句子译为"我思故我在"。也就是说，当 I am 这个句子中没有相应的表语出现的时候，只能译为"我存在"或"我在"。?

众所周知，港台的学者倾向于把 Ontologie 译为"存有论"，但这种译法也会引起误解，因为在"存有论"的译法中，既有"存在"(Sein)的含义在内，又有"占有"(Haben)的含义在内，而 Haben 和 Sein 这两个词在德语中的含义是有重大区别的。比如德国学者弗洛姆的一部著作的名称是Haben oder Sein，人们把它译为《占有还是存在》。事实上，这本书是专门探讨"占有"与"存在"之间的差异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存有论"这种译法反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也有的学者主张把 Ontologie 译为"万有论"，这种译法所造成的困难是：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有"的含义是比较复杂的，在德语 es gi 的句型中，"有"与"存在"的含义相近，但在使用 haben 这个词的句型中，"有"与"存在"之间的含义出现了实质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在通常的情况下，"万有"指的是一切存在者，而 Ontologie 则是研究"存在"问题的，所以，"万有论"的译法容易把"存在"与"一切存在者"混淆起来。?

至于"本体论"的译法，其优点是肯定存在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但其缺点是容易给人留下"还原论"或"本根论"的印象。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目前我们仍然倾向于以"本体论"来译 Ontologie。

其次，有些学者对整个本体论的研究取置疑的态度。比如，阿多诺从"否定的辩证法"的角度，特别是概念和对象的非同一性出发，对现象学本体论，尤其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指出："本体论的批判既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也不打算建立一种虚无的本体论(Nichtontologischen)。"（26）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也一直用"世界观"的概念取代本体论，甚至认为本体论只是传统哲学使用的概念，应予否认。但事实上，按照奎恩的"本体论承诺"的思想，本体论是无法抹去的，只要我们一用语言进行陈述，就会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承诺。?

再次，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受到了新的质询。新实在主义者认为，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无法离开语言、思维和意识，因此，一切关系都可以还原为认识关系，认识论是本体论的基础。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注重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海德格尔主义者则认为，任何认识都是在存在的基础上展开的，认识不过是此在在世的样式。换言之，本体论是基础性的，而认识论只能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加以探讨。这一见解事实上延续了叔本华以来的思维传统。双方的共识只是下面这一点，即认识论和本体论实际上是不能割裂开来进行讨论的。?

近年来，在存在和本体论问题的探索中出现的新趋向是：一方面，对海德格尔基础本体论的评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的兴趣。甚至晚年海德格尔自己也对早年提出的基础本体论取否定的态度。他在《〈形而上学是什么?〉导言》(1949)中写道："这个名称马上就表明自己是糟糕的，就像任何此种情形中的名称一样。从形而上学角度来看，这个名称固然道出了某些正确的东西；但它恰恰因此而令人误入歧途；因为，重要的事情是要赢获从形而上学过渡到对存在之真理的思想的通道。"（27）所以晚年海德格尔热衷于谈论哲学的终结和真正的思的开始。为什么海德格尔的思想会发生这一重要的转变呢?如何评价他的基础本体论和传统本体论之间的关系呢?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思考。另一方面，在卢卡奇的激发下，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探讨马克思哲学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人们普遍地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社会学理论，而是本体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里完成的划时代的革命不是单纯认识论意义上的革命，而首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革命。

罗夏墨迹测验（纽伦堡审判与罗夏测试）

《社会心理学：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清社会心理现象》

　《社会心理学：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清社会心理现象》以三个社会学的主要视角来探讨社会心理学，能帮助我们了解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清社会心理现象》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心理学：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清社会心理现象(原书第3版)

　作者：戴维E.罗哈尔(Did E. Rohall)

　梅利莎 A.米尔凯(Melissa A. Milkie)

　杰弗里 W.卢卡斯(Jeffrey W.Lucas)

　译者：郑全全，张锦，王晓梅，等 译

　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01

　平装：16开343页

　ISBN：87111486374

　定价：78.00

　内容简介

　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又分为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清社会心理现象(原书第3版)》是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开启了与心理学角度不同的另一扇大门。它以三个社会学的主要视角来探讨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论、社会结构和个性以及群体过程。《社会心理学：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清社会心理现象(原书第3版)》同时具备很强的应用性和前沿性，书中探讨的社会心理现象如社会地位、自我和身份、社会化、压力与精神健康、社会态度、社会情感等，都是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范畴;并且，它根据社会进步与研究进展，及时进行了更新。无论是心理学的学生，还是大众读者，阅读本书都会对了解社会心理学有很大的帮助。

　前言/序言

　此书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学过一点社会心理学史的人都知道，社会心理学产生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接合部上，所以社会心理学有两门母科学一一社会学与心理学。这两门母科学都很乐意把社会心理学作为本学科的组成部分。造成社会心理学具有双重地位的情况有许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社会心理现象和社会行为的客观存在。要把它们研究透彻，只有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两门学科共同努力下才能做到(现在看来光这两门学科还不行)。第二是社会心理学建立的历史本身。因为这门学科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内孕育成熟的，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两门学科互相作用、互相融合中发展而成的。

　由于这两门母科学的历史发展和研究传统的不同，于是形成了社会心理学的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即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从这两种取向的发展史上看，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有冯特、奥尔波特、勒温、麦独孤等学者。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有孔德、黎朋、迪尔凯姆、米德等人。这两种取向在研究对象、手段、目的、方法和国际上的代表性杂志等诸多方面都不相同。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研究对象。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着重研究个体的社会心理过程，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则强调影响个体社会心理的那些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

　从心理学系毕业的学生大多对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不大熟悉。其实，学习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非常有意义。它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了解我们的社会，开启了另一扇大门，指出了另一条研究途径。举个研究自杀的例子。按照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我们主要考察自杀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应激源、个性特征，导致自杀行为产生的心理冲突，以及心理控制点、社会支持可能的中介或调节作用等。但是，自杀必然反映着社会问题，可能还与环境因素有关，甚至有地区的差别。据报道，我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较高。这不仅仅与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关，还与医疗、养老保险制度、贫困差异、人口迁移等种种社会因素有密切关系。如果说自杀只反映了个体内在因素，那显然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对个体或群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同时，还必须对影响这些社会心理现象的社会条件进行考察。因此，只有我们对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两种取向都有所熟悉和掌握，我们才会具备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素质。而本书就是学习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的一本很好的入门读本。

　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它是以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三个主要理论视角，即社会学取向的三个主要特征，作为主线来阐述社会心理学内容的，并贯穿全书。这体现了本书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这三个视角分别是符号互动论、社会结构和个性以及群体过程。符号互动论着重探讨人们在相互交往时是如何协商和构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意义的;社会结构和个性这一视角，关注人们在社会上占有的位置和担任的角色是如何在交往中互相作用的，关注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个体的;群体过程聚焦于个体一旦组成群体后会发生什么，该视角关注个体在群体间的位置及群体内和群体间交往时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心理过程。我们可以这样来学习这本书：一方面沿着这三个视角，或称研究方向，来考察作者如何用它们来看待和分析形形的社会心理现象。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视角对各种社会心理现象的剖析中反过来理解这三个视角。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前沿性。作者紧随着学科迅速发展的步伐，对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理论和研究继续进行更新(见本书作者序)。其例子有，符号互动论在人一动物交往研究中的扩展(动物文化)(第一章);有关认知社会学的阐述(第二章);对?多重认同?的讨论(第五章);根据标签理论对越轨行为的分析(第七章);对有关人际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影响(第十章)。通读全书，我们随时可以感受到清新之风扑面而来。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应用性。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第3版的每一节末尾都有?读后思考?的内容，帮助读者将所得知识应用到个人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强调了知识的应用性。有关本书介绍的理论和相关研究结果在各领域的应用，则随处可见。所以该书所涉及的应用范围应是比较广泛的，如教育、心理健康和医疗卫生、企业管理斗孑曰场营销、公共管理等。此书的出版想必也会受到相关领域读者的欢迎。

　此译本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参加翻译的有：第一章郑全全;第二、三章张锦;第四、五章王艇;第六章彭琳;第七章王晓梅;第八章叶君惠;第九章黄紫娟;第十章叶君惠;第十一章王晓梅。孟繁兴和王晓梅博士对本书文字进行了校对。

　在此，我们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廖岩编辑，没有他的关心、敦促和辛劳，此译文是难以及时付梓的。译文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二。一四年八月一日

　于杭州西溪

　部分目录

　译者序

　致谢

　序

　第一篇 视角与方法

　第一章 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引言

　第一节 社会学、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

　一、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

　二、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

　三、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背景

　本节小结

　读后思考

　第二节 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视角

　一、符号互动论

　二、社会结构和个性

　三、群体过程

　四、三种视角的整合

　本节小结

　读后思考

　第三节 你的社会心理学工具包

　一、社会学的想象力

　二、包里的其他工具

　本节小结

　读后思考

　要点整合

　总结

　第二章 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视角

　第一节 符号互动论视角

　一、社会和能动性

　二、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原理

　三、符号互动论的两种学派

　本节小结

　读后思考

　第二节 社会结构和个性视角

　一、构成原则

　二、接近性原则

　三、心理学原则

　本节小结

　读后思考

　第三节 群体过程的视角

　一、过程研究

　二、群体结构

　三、群体间的各种关系

　本节小结

　读后思考

　要点整合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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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的

徐之凯（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追溯“恶意”

《天生恶魔？纽伦堡审判与罗夏测试》，[美]乔尔·迪姆斯代尔著，史先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4月出版

1945年5月中旬，卢森堡市奢华的王宫酒店被改造成了一座戒备森严的营垒，盟军代号“垃圾箱”。这里即将迎来人类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住客——被俘的纳粹高官。他们将跻身于此，并由此走向纽伦堡的法庭，迎来正义的审判。然而这些人前光鲜亮丽的第三帝国显贵，在拘押之中暴露了瘾君子、酗酒者的病态本性。生怕其健康状况危及日后审判的监狱方急于寻求精通药学、擅长药物依赖和心脏病治疗的医生与相应的专业翻译。军医道格拉斯·凯利与军中翻译的古斯塔夫·吉尔伯特相继应召而来，为这些问题人物受审保驾护航。

然而，这两位专家的到来其实另藏深意。1945年6月11日，纽约一批知名教授致信纽伦堡审判负责人杰克逊大法官，要求“研究”纳粹分子——此时战犯审判远未开始，学术界却已解剖这些纳粹***的大脑，并明确要求对他们进行罗夏墨迹测试，用十张卡片解读纳粹头目的心理状况。三天后，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要求在纽伦堡设立专家委员会，指出“这场审判的首要目标是从法律、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阐释事实和解读整个纳粹领导层，从而让后是相信这些事实。对德国军事、政治和工业领袖的心理状态进行全面科学研究，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77页），并且明确要求团队中必须包括罗夏墨迹测验专家。作为20世纪40年代唯一的心理学测验方法，此举获杰克逊首肯，以求澄清这些战犯的精神状况，“阻止未来的德国人编造他们是超人的神话”。（78页）于是才华横溢，善于交际的世界著名罗夏墨迹测验专家——甚至还是美国魔术师副——医师凯利，与同样有着心理学背景且更具战俘审讯经验的吉尔伯特，开启了乔尔·迪姆斯代尔笔下的历史追溯之旅。

审判“恶意”

1935年，第三帝国议会在纽伦堡通过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开始了罪恶的压迫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十年之后，这座城市成了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的“起点”。这样的矛盾似乎贯穿于这场世纪审判的方方面面：同盟国希望以国际审判破除纳粹战时宣传的“伟人”印象，彰显法治和公正重回德国，却又担心生理情况与精神状态会使罪大恶极之徒免于出庭或逃脱惩罚。通过医学检查和墨迹测验鉴定战犯身心状态之责，落到了两位心理学家身上。但本应秘密合作的两人，却处在争锋相对的竞争之中。这场审判给心理学家提供了罕见的机会，得以在法庭、监狱观察战犯。但凯利和吉尔伯特各有所长，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凯利将自己的职责视为一个有趣的任务，乐于与战犯轻松地打交道，以让自己丰富的医疗、法医病理学经验更加完整。而吉尔伯特则认定这些纳粹战犯是邪恶化身，并不将自己当成翻译，而是作为审讯者对精神道德问题大加挞伐。二者的分歧在对四位战犯典型的心理评估中逐渐展现了出来。

领导“德国劳工阵线”的罗伯特·莱伊有着口吃和酗酒的顽疾，狱中自杀的结局使其成为了盟国学者研究的典型样本——在所有战犯中，只有莱伊因早早上吊提供了全面细致检查其大脑的机会。鉴于其在一战经历的大脑严重损伤、长期酗酒与遗书中的悔罪，研究人员认为他的邪恶是由病态的大脑驱动的。在他自杀之前，凯利就其墨迹测验情况指出“他绝对忍受着大脑额叶受损所引发的病痛折磨……是最有可能自杀的之一”。吉尔伯特方面，由于莱伊在他到来之后两天就自杀了，因此观察甚少。

与莱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傲慢的“二把手”戈林，其自始至终将自己视为战犯“领袖”，与审判方大唱反调；且与莱伊因悔恨早早自杀相反，他为了羞辱盟国而在处决前一小时吞了氰化物。凯利认为戈林的测试表现出他有能力应对审判，且“表露出显著的自我中心性和强大的情感驱动力”（120页）；而吉尔伯特对戈林的邪恶面更为警觉：“就像典型的态者，戈林不愿受到约束的行为方式，反映了他摆脱不了婴儿期的自我内驱力”(121页)。值得一提的是，吉尔伯特对戈林测试时，并不知道凯利早已测试过，但他也就此发现了戈林在观察时试图擦除“血迹”的著名小动作，由此认为他在有能力取行动时却只逃避责任加以掩饰的“懦夫”心态，是个装“亲切的态者”。这一判断无疑与手握氰化物，却到最后一刻才使用以体现所谓“尊严”的行为暗合。

而纳粹早期的高层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表现出的是纯粹的“恶”——他吹嘘自己此前就已经在纽伦堡被审判过“十二次或者十三次，我出庭过太多次了，不足为奇”（130页），甚至曾命人在关过自己的牢房挂了一块匾，尊为故居。不同于之前两位的自夸态度，这位曾以演讲和文章煽动民众仇视犹太人，并且以谎言和臆想诋毁身边每一个人——甚至纳粹——的恶徒坚称自己无辜，表示“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超人（）造成的”（133页）。吉尔伯特根据测试认定“他不是施虐狂，也并非不知廉耻；他只是个性冷漠、麻木不仁、极度偏执。”（138页）而凯利的侧写将他描述为了一个“精神抑郁”的“偏执狂”（139页）。这位终生造谣反犹的纳粹，在绞刑后讽刺地以犹太名字进了骨灰瓮。

如果说莱伊用自杀提前结束了审判，戈林用尖牙利嘴对抗了审判方，施特莱彻用卑鄙无耻恶心到了参与审判的每一个人，那鲁道夫·赫斯可能是唯一真正用自己的精神问题让法庭大挠其头的人。这个时时刻刻担心自己被下毒，动不动失忆且举动神经质的人似乎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疯子”——毕竟1941年5月10日他驾机飞往英国时，就宣布以“精神分裂”解除了他的副元首之位。然而法庭认真考虑他律师提出的因精神状况不出庭理由时，他又忽然起立大喊他是在“装失忆”，表示“接受审判、为自己辩护、质问证人或回答问题的能力没有受任何影响”。（156页）可即便法庭接受他的发言继续让他参加审判，诚如在场律师所言：“只有疯子才会在那种情况下愤然起立大声宣告自己一直在装病”。（158页）凯利根据测试认为赫斯是个装病的心理分裂者：“如果主干道代表精神健全，人行道代表精神错乱，那么赫斯这一生最重要的时光都是走在二者之间的马路牙子上”（164页），而吉尔伯特则认为其在罗夏测试中有所隐瞒，“故意抑制自己大脑中闪现的回忆……严重的情感受限，缺乏感情交流，是典型的精神分裂人格”（167页）。莫衷一是的法庭最终将他的精神状况作为了减刑依据，让他成了斯潘道监狱中无期徒刑的囚徒。

从表面看，凯利和吉尔伯特对纽伦堡审判中这四位“恶意”载体的判断可谓大同小异。他们都认为除了赫斯，其他被告人都没有精神错乱，并非患者。但同样诊断背后的依据却大相径庭：社会心理学出身的吉尔伯特从病理学诊断这些人是自恋的态者，是病态的德国文化导致他们与生俱来的生活扭曲；而理学和司法学专家凯利却从社会心理学认定这些被告是普通人，行为为所处环境所塑造，深受官僚体制和谎言影响——他甚至强调称这与德国无关，“这种人哪儿都有”。不同的视角与判断，将“恶意”的论争延续了下去，成了审判落幕之后悬而未决的话题。

剖析“恶意”

纽伦堡审判之后，二人针对纳粹战犯的测试论争并未结束，“最早来到纽伦堡”的凯利与“在纽伦堡待的时间更长”的吉尔伯特不但没能按照原共同出书，反而发生了决裂。在一场又一场的出版大战后，即便是两人都信任的罗夏测试专家莫莉·哈罗尔都已无法再做调停。二人在1945年心思各异的合作与后来不体面的出版竞赛，使得珍贵的资料雪藏了半个世纪无人问津。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学家对于人性“恶意”的讨论在不断进行：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约翰·达利和比布·拉塔内的“旁观者冷漠”实验与“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都在尝试着对“恶意”的解构。

乔尔·迪姆斯代尔认为，所有这些研究都认同了凯利的论断——即邪恶容易在“恰当”的社会环境滋生，但也都共享一个前提：认定人大脑最初都是白纸一张，是与他人的交往逐渐塑造了自己的思想。那么，如果有些人与生俱来内心阴暗呢？比如像吉尔伯特所认定的，纳粹***脑中的“恶意”构成了一种原罪般的特殊邪恶？戈林自己就曾向吉尔伯特坦承说，他认为“人类的大脑能够策划并实施大规模毁灭性行为，而其他肉食动物只是在饥饿的时候为了获取食物才猎杀。”（228页）迪姆斯代尔综合了神经学、神经成像、神经内分泌生理学与法医学对于“恶意”的看法，做出了结论：在纽伦堡审判中进行的罗夏测试，实际上是关于“恶意”的理念碰撞——有人认为恶意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疾病，有人则将其看作行为连续体的一环——戈林被视为典型的、富有魅力的自恋型态者，他冷酷无情，所实施的犯罪行为都是事先精心策划的；施特莱彻暴躁冲动，犹如无法理喻的恶魔；莱伊的大脑损伤改变了他的行为方式，但矛盾的是他却是最具忏悔之心的人；赫斯像一个谜团，但大部分观察者都认同他受妄想性障碍折磨，确不正常。莱伊自杀，戈林和施特莱彻的诊断没有影响对他们的量刑审判，赫斯虽得减刑但仍受审，纽伦堡审判本身的法理价值并未受到人类社会“恶意”判断论争的多大影响，但和心理学家借测试战犯将“恶意”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意愿无疑付诸东流——迪姆斯代尔在凯利与吉尔伯特尘封已久的故纸堆中，发现了诸多共同的缺陷。他们针锋相对的论点是从很少的样本中选定推论的，无论是四个典型人物，还是全部22名受审战犯，都是未直接参与的高层人士，与手下真正面对面进行大的“工具”心态有天渊之别；在战败后的囚笼、破灭的希望与可期的判决下进行的心理测试，真能够解释这些人大权在握生杀予夺时的心理吗？

事实上，围绕纽伦堡的激辩勾勒出了恶意的轮廓，却并未给出所谓的“答案”。当然，较之1945年，今天的人们有着更多更新的研究工具、手段与理念；但纽伦堡战犯研究，首先源于二战后国际共识下罕见的天时地利人和——人们普遍认知纳粹之恶，各界都认为对此“恶意”审判追溯之必要，并愿意以一切手段加以尝试。后来任何对战争罪行的审判难再重现这一幕公正、大同之举。事实上，2012年司法心理学家在研究了近年来的国际战争罪行审判后，惊讶地发现：“对被判犯有战争罪的人并没有进行过经验心理学研究”，纽伦堡审判的罗夏测试成为了沧海遗珠。罗夏测试的特别之处在于窥探战犯的潜意识，但测试也同样依赖观察者的判断。观察者的存在本身干涉着结果的解读，正如凯利与吉尔伯特类似诊断下的分歧依据，以及后世围绕“恶意”的看法纷争——人们主观期待“恶意”是单一的，好针对性地将其封存弃世；而纽伦堡的罗夏测试与之后的研讨争论显示：恶意的基石是一系列不同的行为和疾病，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般，一旦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纳粹曾掀起的血腥与惨烈战争，可能无法简单归咎于病变的大脑或扭曲的人生；对症下药防微杜渐的天真心愿，并不足以应对人性恶意在人类前进道路埋下的绊脚石。或许诚如迪姆斯代尔文末坦言：“凯利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有邪恶的一角，吉尔伯特则发现了某些人独有的心理暗面——他们二人都是对的”。（253页）面对这混乱之恶，爱尔兰哲人埃德蒙·伯克的箴言更显可贵：“邪能胜正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无所作为”。纽伦堡审判中寄托的“恶意”探索固然未能如愿，二战中正义力量同心协力降服邪恶之举，又何尝不是我们直面黑暗的英勇垂范？

校对：栾梦

近代非洲"社会倒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本书的作者是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8。在这部著作中，拉斯韦尔详尽地探讨了哪些人为了获取和维护自己的哪些特殊利益运用了哪些方法，并阐述了社会变化尤其是重大政治对价值分配状况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分析的内容在该书的副标题中用“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或者可以译成“何人、何时及如何取得何物？”）做了高度的概括，这句话也成为美国政治学家普遍引用的关于什么是政治或者什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经典性表述。

全书分为四篇，共十章。第一章“精英”，阐明了拉斯韦尔所主张的新的研究方法，可以理解为全书的导言。所谓权势人物，就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得最多的那些人，拉斯韦尔将他们称之为“精英”。所谓价值，他把尊重、安全、收入等作为有代表性的但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他认为，没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作为衡量权势和权势人物的有用尺度，譬如获得尊重愈多的人往往愈少安全。他充分地注意到政治学的最新发展动向是用传统研究中没有包括的一些研究方法，主张政治学家应该不仅指望的助于历史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得到帮助，而应该与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等有更密切的接触。拉斯韦尔还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在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是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他相信，“权势和权势人物”能够作为政治学进行分析的一个统一的参照系统。

第2至5章构成第二篇“方法”，在这四章里，拉斯韦尔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分别具体分析了精英是如何使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方法获取和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拉斯韦尔认为，这些方法是精英为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无论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还是反对派精英，都要运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这些方法，而精英集团的支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运用这些方法成功地操纵环境。

第6至9章第三篇“结果”，各用一章分析了各种精英人物在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在这些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精英之间价值（尊重、安全、收入等）如何分配，并根据这些特点对精英人物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社会变化的重大政治意义，就在于直接影响各种价值在不同类型的精英之间分配的结果。

第10章即第四篇“概论”是全书的总结。拉斯韦尔在概括和重申第二、第三篇中的重要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对权势人物做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就不能使用某个单一的标准，不同的政治分析方法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他把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分别当作一个参照系统，认为强调和偏爱某个参照系统，常常会得到不同的见解。

在这里我主要想探讨一下我最感兴趣的第二篇中的“人格”这一章，其中着重探讨以林肯为典型代表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

拉斯韦尔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运用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分析和研究政治现象，认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意即各种政治运动的成长和发展，是参加这些运动的人把自己根深蒂固的个人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精神分析人格理论创始人S.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无意识两部分。意识只占心理生活的小部分，是浅层的经验部分；无意识是深层的、更重要的部分，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起主导和决定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一动力组织，其能量的来源是“里比多”(即性力)。心理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人格的发展阶段。任何阶段的发展阻止或停滞都会对个体的人格产生持续的后效。

作者在在对林肯的分析中，他充分地运用了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首先他肯定了林肯人格中的优势特征，“林肯在他的公开声明和官方行动中态度坚定，同时也显露出能够调整他的战术使其与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一种机动灵活的能力。他一直保持着对局势的强有力的然而又不是盛气凌人的控制。”也分析了其性格中的弱点，“林肯经受着失眠症、自卑感、负担过重、悲观情绪等各种折磨。有时候总统曾想要自杀。”也强调了林肯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我“抑制”，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与林肯的公开形象分不开的是他的文雅温和的性格。在一切地方和在他的同事们中间，他的仁慈宽厚是尽人皆知的。”另外又导致了“他在管教自己的孩子方面怎样毫无办法，他对他的苛刻的妻子怎样过分放任。对这种温和性格的真正量度在于即使碰到挑衅他还是继续如此。林肯听任自己雷霆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但是“有一次一个想要强迫总统同意他的要求的军官用轻蔑的态度说:‘我看你已经打定主意不公平对待我了！’林肯的面部在痛苦中抽搐起来，据说他当时就抓住这个军官的领口并毫不客气地把这个人撵出房间。”最后作者把林肯归入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

作者把林肯的人格归因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的人生经历中的坎坷。他出生贫寒，9岁时母亲去世，15岁才开始读书；24岁时他与人合伙做生意，却经营不善而倒闭，并因此负了15年的债；25岁时他的初恋安妮因病去世，这使他悲痛万分，此后经常出现情绪抑郁；32岁时他与玛丽.托德**结婚，婚后时因妻子脾气暴躁而经常有家不归；35他时开始竞选公职，几乎输掉了每次的重大竞选；52岁时他当选，结果南北战争很快爆发，北军在人员、军备上都优于南军，却在战场中一再失手，本来打两年的内战整整打了四年，令林肯饱受煎熬……

在人格的形成中，首先作者认为，“林肯对广大公众的赞赏是抱有强烈渴望的”。“当钱瑟勒斯维尔的消息像一样突然在他眼前爆炸时，他的反应并不光是‘我们的事业完蛋了!’，而是问‘人民会说什么呢?’其他许多总统都经历过明显的灾难时刻，却没有表现出这样大的对公众情绪的依赖，更没有在看起来会失去公众赞赏的时候走向自杀的绝路。”作者认为林肯对大众的赞赏所抱有的强烈渴望是由于他“在亲密的范围内遭到失败有利于使追求反应的强烈要求由亲近的小圈子转向更大范围的公众”。当他母亲去世时，他才九岁，为此他曾患过重病。林肯早年的环境就某些方面而言在感情上是不稳定的。他的父亲常常是很苛刻，又常常是放纵惯养的。这种相互矛盾的对待方式造成了被抚爱的极不稳定状态。“林肯的婚姻在感情上是不成功的，如果我们再深人一步去研究他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林肯在和妇女的关系上曾表现过一些困难。”这都构成了林肯被迫把渴求由小圈子转向更大范围的公众的因素。

作者又说“林肯人格的大部分是为了反对过分要求广大公众赞赏的热望而构筑起来的一道防线。”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抑制部分。作者认为这种人格部分的形成在童年甚至婴儿时期的就已经能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当孩子被夺走亲爱者的时候(如因死亡)，抑郁的基础就奠定了，他的反应是倒退式的，也就是用幻想来代替现实。‘好’母亲在孩子的回忆中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迁就纵容的母亲。但是在同一个时候对‘坏’母亲的狂怒却被转加到自己身上。可见在极端情况下个人会代表他的人格的一部分去惩罚他的另一部分人格。当孩子们在严重的矛盾心理状态中遭受巨大损失时，他们的反应常常以这种抑郁的形式出现。其后，他们将按照婴儿时期的矛盾心理模式去爱人们。如果他们得不到不断的爱的供应，狂怒就要占居上风，但是这种狂怒又要被内化为抑郁的形式”。作者认为发生这种内在化的原因就在于“对损失的强烈的恐惧感。对肉体报复的恐惧，对丧失未来的爱的恐惧，对受人蔑视的恐惧都可能促成这种恐惧感。固执和狂怒的策略可能失败，但是希望取抗拒行动的冲动虽然被克制，却不会被放弃。一个强有力的抑制结构总是经常不断地和强烈的感情冲动发生冲突”。作者认为这种人都过度胆小甚或过于诚实。他用举例说，“林肯就是因为他的谨小慎微和忠厚老实而出名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破坏倾向很少爆发出来成为外在的表现，我们只知道林肯对希尔兹的极端施虐狂式的攻击……”这就构成了林肯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

在人格与成就的关系中，书中说“林肯由于经受了大量的精神折磨，所以能做到让他的攻击情冲动以坚定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没有使起妨碍作用的内疚心理积累起来成为灾难性负担。受苦受难抵消了内疚，也把情欲释放出来使其得到了表现。他的明显受难情况底得了一些熟悉他的和感到对一个经受了这么多内心痛苦的人必须给予帮助的人们的同情。”作者认为这样的人格有能力抑制各种破坏性的感情冲动，使它们与现实相调和。作者认为林肯的这种能力是很适应当时的形势的。被地方间、教派间以及其他分歧弄得四分五裂的北方各州慢慢地走向而不是一下子冲向日益逼近的战争。南方人在“我们神圣的制度”名义下统一起来迈步向前迎接危机。林肯的坚定与温和的混合体则交替使用命令或哄骗的手段把北方人引向了统一的行动。

但并不是说林肯的人格类型是何时都适合的***格。作者认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形势下，不同类型的人格的成功和失败的机会是不相同的，“如果北方人原来就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林肯就很可能登不上最高的位置”。作者认为“团结的人民在受到攻击时会变得专横武断起来。正如由各种不同成分组成的人民在危机中间会变得更加团结一样，部分地作为对过去那些怀疑与顾虑的一种反应，这些团结的人民会变得更加残酷无情。总的趋势是，和解式的人格要被看成是优柔寡断的弱者而被推到一边去”。作者指出，林肯在1864年差一点就遭到了失败。

我们可以看到书中所说的“人格”，是指一个个实在的政治家的个人的人格。拉斯韦尔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对影响人格类型之成功与失败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并以林肯为例，分析了人格形成的条件和环境。他认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形势下，不同类型的人格的成功和失败的机会是不相同的，并具体地分析了一些不同类型的人格。

作为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拉斯韦尔在该书中他提出了量化分析的参照系统，在分析人格时，拉斯韦尔以林肯为例，引进了心理学的方法，对林肯个人的性格特征以及影响这些特征形成的种种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而拉斯韦尔在阐述各种精英类型和他们所使用的各种手段时，都较多地运用了抽样调查分析、统计比较分析方法，并借用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成果。他尽量以客观的视角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又不免在论证的时候使得出的结论往往由一定的预设的认知而起，而带有主观色彩。如在论证林肯的性格成因时，主要归因于林肯对爱的渴望与广大公众的赞赏抱有强烈的渴望，这里的论断是带有比较强烈的主观性的。而且本书的语言特别是一些结论部分稍显晦涩，这给读者的理解会造成一定的障碍。

在国内非洲学研究中，文化与发展问题尚属一个有待深化的研究领域。由于这个问题很大，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所以在展开之前，需要对该选题作出几点限定和说明。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非洲国家独立后在发展问题上的曲折经历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文化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第二，文化与发展关系问题，在非洲，实际上亦可以归结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由于文化和现代化所包容的内容都十分广泛，本文偏重于从宏观视角谈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文化特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便为日后具象地解析传统价值观念对非洲现代化过程的影响做一铺垫。其四，鉴于国内学界对非洲文化与发展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着重介绍非洲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最后需要申明的是：非洲国家众多，各国国情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亦各异；但鉴于非洲国家存在着诸多共性，同时也是出于行文方便，笔者在文中将非洲视为一个整体。

一、关于文化与发展的关系

文化的重要性及其与发展的密切联系，无论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发展与文化的关系及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三个角度来谈。

1．文化与发展的关系

在学术发展史上，文化一直是最复杂的术语之一；有关文化概念的定义亦不胜枚举。这盖因文化所包容的含义即宽泛而又狭窄所致。在狭义上，即站在观念论的视角，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文化囿于观念或精神层面。在广义上，特别是从人本身作为历史主体发展过程的视角出发，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的某个部分、领域和层面，而是涵盖了人的全部社会活动：它既包括人类物质形态的活动和精神形态的活动。

正是鉴于文化是渗透、贯穿政治、经济、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现象，因此，文化必然与发展问题发生联系。 非洲著名思想家、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认为，“文化不仅是社会的核心，而且也是社会的细胞、躯壳和纽带，甚至是社会存在的理由”；因为“如果人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文化不仅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始与终，而且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内涵与外延，是人类一切发展的始与终”；因此，只有文化发展了才能带动其他一切方面的发展，即实现“真正的发展”。 成形于70年代的蒙博托“真实性”学说也是围绕着文化与发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蒙博托看来，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而且文化构成了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了强调和突出这一观点，蒙博托甚至将文化的作用拔到绝对的高度，提出文化已成为人类发展的主旋律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唯一道路”；“文化既是发展的理由，同时也是发展的目的”；因而，“没有文化就没有发展”。

桑戈尔和蒙博托的上述观点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其一，文化环境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二，“发展的维度”已超出了时下流行的政治经济等狭隘的物质或权益的范畴，而拓展到文化、精神等人道领域，并且后者已成为发展的趋向和特征。是故，扎伊尔（今民主刚果）学者、“真实性”学说的理论权威萨孔比?伊农戈在诠释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时将文化抬升到哲学和价值论的高度，强调文化问题是非洲国家所面临解决的首要问题，非洲国家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实质上就是对文化的选择。

2．发展与文化的关系

如同文化并不局限于观念领域一样，发展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上文已经谈及，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亦可以归结为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之所以与文化发生联系，系由现代化的内涵所决定。

现代化运动发韧于西方。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也纷纷掀起了现代化浪潮。60年代以来，联合国主持的“两个发展十年”（1960—1980）的实施，使现代化运动进一步国际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现代化”理论不断发展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诸如：现代化是起源于西方工业化的全球现象；现代化的性质是从传统社会转化为法理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现代化的内容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文化价值观念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等等。简而言之，现代化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并不是某些现代性因素的简单集合，而是整个社会机体的全面现代化；确切地说，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等在内的复杂过程。

由此可见，文化变迁也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就非洲而言，其现代化大致经历如下历程：首先是迫于外部的压力或在外力的刺激下，从物质层面启动现代化；由于物质技术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于是现代化进程又推进到制度层面；然而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制度的变革，最终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因而现代化必然要深入到文化层面。这样一来，发展问题，或者说现代化问题就与文化发生了碰撞。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发展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的或先进的政治体制模式、经济管理机制、科学技术、教育制度及至全部课程内容等等，这在非洲国家并不罕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肯尼亚文化人类学家奥萨加?奥达克（Osaga Odak）在《让历史服务于未来》一文中认为，为了使人类健全的发展，换言之，“欲使发展具有丰富的内容，就必须将人类各个领域的活动，包括文化活动在内，全部纳入其中。” 塞内加尔学者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14—1987）亦认为，随着国际社会，包括非洲人自己对发展、发展的途径和目标的理解的逐渐扩大和加深，人们已不再把发展与经济的简单线性增长等量齐观；而将之视为一个复杂得多、全面得多、而且包罗万象的过程。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中外学者已有大量的论述，本文就不再赘述。

3．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

尽管每一个国家都面临如何处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非洲表现得尤为突出与尖锐。这盖因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所致。许多事例表明，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亦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与西方国家相比，首先是现代化的起点不同。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大多起步于资本积累和政治变革，并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从而为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并提供了制度保障。而非洲社会（不是全部）的现代化则起始于现代国家生成之前的殖民时期，可谓是“白手起家”。其二是现代化的导因不同。就现代化的原初动力而言，西方国家（特别是被称之为列强的欧洲殖民国家）的现代化因素是内生的和逐步培育起来的。而非洲堪称是由外力刺激而引发现代化的极端例证：在非洲，不仅现代性的“中心地带”最初是由殖民列强所建立的，甚至非洲社会的“现代性”阶层也是由外力培植的。其三，现代化的主体和推进方式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社会长期积蓄而成的，其推进方式一般是自下而上的。非洲的情况则相反，由于非洲的现代化因素是“外植的”，缺乏内驱力，因而现代化的推进方式一般是通过“自上而下”来进行的：在殖民时期，宗主国和殖民当局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在独立后，这一角色则主要由非洲国家的来担负。但是，由于非洲国家大都缺乏自主发展所必需的手段，加之，西方国家的范示作用，使得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从容有序。在过渡性的社会环境中，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同时存在并相互冲突；这无疑是造成非洲国家文化与发展问题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并注定了其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二、非洲发展问题的文化反思

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主要讲三点内容：其一是“非洲现代化理论”的由来与流派；其二是非洲人自己对文化与发展问题的认识过程；其三是文化特性及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非洲现代化理论”历史回顾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考察问题，应当说，“非洲现代化理论”萌发于殖民时期。诚然，非洲与异域文明的接触可以追溯到7世纪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但是，正如尼日利亚学者博邓林所言，真正对非洲传统价值观念构成挑战并对非洲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源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非洲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伴随殖民化而起步的。 尽管这种文化接触是在非洲处于完全被迫和被动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它对非洲社会的影响则是广泛而持久的。从那时开始，非洲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是非洲知识分子所必须回应的问题。事实上，所谓“非洲现代化理论”系指在现代化过程中涌现的“知识精英”对待非洲社会未来发展的理念与设计。他们对待上述问题的态度、抉择和价值取向对早期和日后“非洲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具有颇大的影响力。虽然在广大民众之中，这些知识“精英”居于少数，但是他们是掌握了现代知识的一代并在思想领域处于时代的前沿；因而，无论其价值取向如何，他们无疑是其所处的那个时代非洲社会最具生气、活力和革命性的群体，“非洲民族主义”思想也是从这些“少数人”中孕生的。据此，笔者将他们在处理非洲传统价值观念与西方现代思想这对矛盾时的不同反应及其价值取向，视为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不同流派。

就整个非洲大陆而言，非洲人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态度始终存在歧议，这种争论几乎贯穿非洲的近、现代史，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非洲现代化理论”，就价值取向而言，大致可归纳为文化“西化”、文化“非洲化”、文化融合或文化“混血”等。由于本文容量有限，笔者对上述几种非洲现代化理论不做展开叙述，但有几点需要作出说明：其一，上述几种“非洲现代化理论”并不存在严格的时序界限：其中有的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有些则是同时并存，难分伯仲。其二，上述几种理论有的在非洲具有普遍性，有的则带有地域或国别的局限性。其三，某特定一理论的倡导者的价值取向并非一成不变，不少人兼有两种或数种观点。这一方面与非洲特殊的历史遭遇及非洲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另一方面，盖因非洲国家众多，情况不尽相同所致，同时也受到了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世界现代化理论及各国现代化实践等因素的影响。

2．非洲人对发展问题的文化反思

传统文化对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非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越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早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初，塞内加尔学者卡内便以哲人特有的敏感发出了警世之言。 不过，非洲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为此付出了不匪的代价。

诚然，非洲老一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也论及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学说更多的是出于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并旨在为非洲文化正名及为黑人恢复名誉。纵观19世纪以来盛行于非大陆的各种文化、政治思潮，无不带有浓厚的“真实性”即民族性或特殊性色彩。 在相当长时期内，非洲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文化与发展问题的关注基本上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和囿于文化领域；至多是辐射到政治层面，关注得更多的是捍卫非洲文化特性及其对非洲社会，特别是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并没有真正与经济发展问题相联系。可以说，“真实性”构成了近现代非洲思想的主旋律。遗憾的是，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正是被这种“民族主义”的“”所抵消。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非洲老一代政治、思想家的理论和学说大多带有浓重的感彩或是基于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需要（有些人甚至完全是出于维系个人统治的需要），而没有处理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问题，特别是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非洲的有识之士，如桑戈尔就提出了文化与发展，特别是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并认为“非洲政治家过去存在着忽视文化作用的倾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并在非洲未引起共鸣。 后来被非洲学术界广泛引证的《非洲经济心理学》一书于10年问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未在非洲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事例亦可印证这一点。

在非洲，关于发展问题的新一轮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确切地说是伴随非洲经济结构调整遭受挫折而展开的。 在经历了70年代的经济衰退，特别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的社会负效应日渐凸显， 并在几乎穷尽了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和不利因素之后， 非洲经济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才真正开始关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通过文化途径，即从非洲传统文化中来寻求解析经济不发展的症结所在。

1986年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会议上，非洲开发银行总裁巴巴卡尔?恩迪亚耶郑重提出了非洲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文化问题。 此后，有关文化对非洲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论著不断问世。 埃塞俄比亚社会学家泽尼比沃克?塔德斯在《非洲：来自非洲内部的新看法》一文中，将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称为“传统发展理论的危机”。马里学者阿米纳塔?特拉奥雷在《沉默的文化》一文中认为，导致这种“危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发展”一词在非洲的地方语言中没有对应词，它主要是一种进口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的***对发展缺乏真正的了解。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感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对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非洲进一步被边缘化的担忧，非洲的有识之士再度敲响了“非洲文化危机”的警钟，并由此将“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争鸣推向高潮。刚果社会学家约瑟夫?东达对许多非洲国家的***热衷于外部的发展理论而非植根于非洲固有的文化传统并从中汲取发展的动力而深感不安。但他同时也不讳言，非洲的传统价值观念确给现代人带来了的沉重负担 非洲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塞尔波提出了“发展的文化模式”（modèle culturel de développement）问题。因为“文化不仅仅是既得的经验和记忆，而且也是非洲人民改变其自身命运和创造未来的内驱力。因此，如果我们忽视文化因素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那将一事无成。” 科特迪瓦学者阿尔方斯?蒂埃鲁最近在接受访时在论及文化对发展的作用时亦指出，文化不是发展的“旁观者”，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真正动力。因此，如果忽视文化，如果将文化排斥在发展思想的核心之外，文化因素就可能会摇身变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世界银行非洲地区机构发展和管理处处长，塞内加尔经济学家马马杜?迪亚则比较具象地分析了非洲传统价值观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较之以往关于“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争鸣，80年代以来的争鸣具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其一，参与者的身份有所不同。如果说“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主体在早期即在独立前主要是由“社会精英”构成，中期即独立至8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政治精英”构成的话；那末，“非洲现代化理论”的新一轮争鸣则首先并且主要是由“经济精英”发起的。其二，争鸣的主题虽然依旧是老话题，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侧重点发生了变化：由于时过境迁的原因，即在经历了经济调整（自由化），政治变革（民主化）之后，并有感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压力，非洲人更关注传统文化自身的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三，在处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与以往的那种或是突出文化特性或是强调发展需要的偏颇做法相比；现时的主流观点更倾向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3．文化特性及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化所固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属性，使得它可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参与并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然而，一般而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是一种悖论关系。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在1992年出版的《现代化批判》一书中指出，在今天世界的许多地方，经济现代化与忠于信仰之间存在着公开的抗争；因而，只要现代化和特性被如此视为是矛盾对立的，发展变无从谈起。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中也专门谈到了现代化的“文化抗拒的主题”。

传统文化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反映在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实体性”影响；其二是的观念性影响。就后者而言，由于传统价值观念一直沿袭至今并广泛地作用于非洲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因此如何处理文化特性与发展的关系，始终是非洲国家***和学者关注的问题。出于对非洲会因现代化而失去自身个性的担忧，非洲国家第一代***在处理文化特性与发展的关系时，往往将两者对立起来或侧重于强调捍卫非洲文化特性的重要性。许多***都表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即发展的模式因文化特性的不同而各异。“发展的维度”不应超出其“文化特性的半径”，并将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挫折归咎于一味地效仿他人。非洲老一代政治家的担忧及其对非洲传统偏爱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它与非洲特殊的历史遭遇及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是不无关系的。

不过，非洲人也不必为此过分担心。诚如非洲著名学者谢克?安塔?迪奥普在80年代初发表的《形成文化特性的因素》一文中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是同它的历史、语言和心理三大因素分不开的”，但由于心理因素在其间起着主要作用，因而，“每一种文化在对待思想观念的问题上都具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它的特定性，也可以说这是得到本民族独特的心理壁垒保护的一个方面，是只有从内部才能理解的一个方面；并且构成了整个现有文化和整个文明的核心、源泉和灵魂。第二个方面是它的普遍性，是都能理解的一般思想观念，在这一方面，一种文明能够影响另一种文明。” 而且，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抗拒”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悖论关系。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那种将现代化等同于“全盘西化”的观点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后现代主义”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来探讨现代化问题，反对将任何文化传统绝对化并强加于人，主张异质文化之间应彼此宽容、相互沟通；认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各国可以不按照欧美模式来设计自己的未来，而依据自身的文化选择自己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事实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并未因现代化而失去其固有的文化特性，政治民主在非洲所发生的变异亦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亦如是，因为对非洲而言，问题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而只是将非洲的现代化进程置于全球化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尽管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国家体系之上进行的，代表了一种超越空间和边界的联系，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一体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是并行不悖的。只要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取向定位得当，“非洲个性”依然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存续与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非洲人必须具有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文化的“源”与“流”、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关系。塞内加尔学者姆博认为，“肯定和捍卫文化特性，不等于倒退到一成不变、闭关自守的过去，恰恰相反，而是要培育出一个生动的、具有创造性、不断更新的综合体。” 我国学者罗荣渠先生在论述两者的关系时指出：“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动力。”

在这方面，非洲新生代知识分子的视野要比其前辈宽广的多。喀麦隆经济学家芒古埃尔可谓是他们之中的代表。这位毕业于巴黎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者型企业家不仅有渊博的学识和宽阔的视野，而且有着敏锐的目光。他所提出的“文化结构调整”即“文化重建”并非要摧毁非洲文化，而是希冀通过对非洲文化的“会诊”，在继承非洲文化的优秀遗产的同时，以开放的胸襟有选择地吸纳世界先进的文化，并经过改造，化为非洲的“新文化”，以此转变非洲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 芒古埃尔认为，非洲人只有通过文化自救，非洲国家方能摆脱边缘化的厄运，非洲人方可获得新生；反之，无异于自甘堕落。芒古埃尔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盲目地陶醉于对古老的非洲文明的怀旧情怀，当非洲和非洲以外的学者潜心于描述非洲淳朴而奇异的传统文化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时，芒古埃尔勇敢地触及了非洲文化的缺陷并大声疾呼，如果非洲人还不警醒，还不自觉地进行“文化自救”并藉此改变非洲人的精神面貌，就难逃脱美洲印地安人的厄运。 或许也正因为如是，在《非洲是否需要进行一次文化结构调整？》一书发表后，芒古埃尔并未受到非洲同行的责难。

诚然，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并非孤立、僵化之物，它也可以为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丰富、所修正。而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起到引擎的作用。因为，商品经济绝非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它还蕴藏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封闭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会逐步淡化；与此同时，自主、平等、竞争、开放、效率、秩序、创新等意识会逐步为其所认同，进而全面推动非洲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诚如马克思所言：“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我们从中国自身的变化中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这一点。当然也应该注意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传统的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欧洲从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到近代的启蒙运动大约经历了400年。在中国，始于“五四”的也仍在继续。同样，非洲的文化变迁，鉴于其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