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文版的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著 黄兴涛 宋小庆/译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厶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厶，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厶其礼貌的本质是什厶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厶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著那厶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厶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著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那厶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著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厶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著赤字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著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厶，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摘自《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与《中国人的精神》——译者前言

文/黄兴涛

这里，我们翻译的是"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名曰《中国人的精神》，亦名《春秋大义》或《原华》。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原籍福建同安，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他13岁到西方留学，先后游学于英、德、法、意等国十有一年。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清末时，他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擢左丞。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在近代，辜鸿铭乃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尤其以"古怪"著称于世。敬之者如林语堂誉之为"怪杰"，鄙之者如胡适之称他"怪物"。他的思想在国内无甚影响，但名声却不小。长期以来，关于他的奇谈怪论和佚闻逸事，总在流传。

在一般人心目中，辜鸿铭尤其属于那种极为顽固的"封建余孽"。他捍卫君主制与纳妾制，维护辫于与"三寸金莲"，已为今人所熟知。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保守的人物，竟然精通英德法等近十门语言，在西方世界和近代日本曾享有广泛影响，这一事实，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和足够的重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西方，特别是本世纪前二十余年间，论名头之响，声誉之隆，都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

俄国的托尔斯泰与辜氏通信，讨论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问题，公开支持他的文化保守事业；法国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英国的毛姆曾专程拜访他，称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和"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承认他"在关心于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瑞典的勃兰兑斯赞扬他是'卓著的中国学者"、"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印度的泰戈尔曾与之交流思想并合影留念；甘地则称他是一个"可敬的中国人"。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辜鸿铭的影响大得不可思议。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这种情况下，曾令当时留德的中国学生惊疑莫名而又激动不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也曾一度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并且此前的20年代，辜氏还应邀在日本讲学三年（1924－1927）。

这种在海外激起的广泛反响，无疑包含着许多复杂具体的历史原因。但它起码表明，辜氏此人及其文化思想确有值得研究之处。

事实上，辜鸿铭"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文化之谜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近代文化史问题。深人地研究和剖析这一问题，将有助于人们更透彻地把握近代中西文化关系，更好地理解那个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时代。

辜鸿铭去世距今已近七十年了。每当我阅读其论著的时候，都强烈感到，对于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怪人，过去将其作为一个顽固可笑的反面人物一味加以党病和嘲弄的态度，是过于简单化了。

其实，辜氏并非是一个完全无功于近代文化和中华民族之人。他偏激、保守乃至于落后的文化思想中仍有可取之处。如对中西文明的比较认识，对西方近代文明弊端的揭露和批评，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某些特点的揭示就是如此，它们对那个时代乃至今天深人认识中西文明问题，实不乏启发意义。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辜鸿铭也做了一些积极工作。独立完整地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便堪称中国人中的首创。即使是那些鼓吹儒家文化的外文著作，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也未尝没有积极价值。诚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从顽固保守的立场出发，向西方不适当地宣扬和维护了本国文明中的一些糟粕，但文化问题十分复杂，往往糟粕与精华互现、长处与短处相连，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民族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效应，难以简单分别。儒家文明作为举世公认的古老而有价值的中国传统文明主体，情况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国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面临着摆脱封建文明包袱，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儒家文明较多地显示出消极的一面；而对于逐渐进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来说，它却能显现出某种帮助西方反省现时文明之弊，启发人们寻求精神新境的文明价值。辜氏的思想在一战时期及其战后初期的西方发生相当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他对西方战后文明的重建与发展是有过某种贡献的。

此外，晚清以来，辜氏从爱国爱传统的立场出发，不懈地抨击来自西方的政治压迫、文化侵略和民族歧视，对维护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在那个时代，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真正有勇气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十分罕见。虽然在评价他这方面的活动时，我们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但总体说来，我们应给予其充分的肯定。

与此相关，辜氏那颗火热的中国心，那份自尊自重的情感，也有可敬可钦之处。与那些一履洋上便觉带回仙气，认定"西方月亮也比中国圆"，从而忘掉根本，以身为中国人为耻的洋奴相比，实在是难能可贵。只可惜，他的这种自尊自重，与他那种保守的文化认识紧密相关，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可悲而又可叹的民族自大，甚至落到不惜为本民族护短的境地。这种不健全的有害的文化心态，不能不说是辜鸿铭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当然，如何认识和评价辜鸿铭及其思想，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共识的达成，尚有赖于研究的深人。遗憾的是，目前有不少人无法对此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见到辜氏用外文写的大量原著。实际上，学术界对辜鸿铭及其相关问题之所以研究不足，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辜氏一生的主要著作多用英文写成，如《尊王篇》（又称《总督衙门论文集》）、《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忡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国人的精神》等等。此外，还有以德文和日文保存下来的著作，如《呐喊》、《辜鸿铭讲演集》。

在辜氏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影响、较能反映他思想风貌的作品，是《中国人的精神》，国内学者较为熟悉的名字为《春秋大义》（原书封面上所题的中文名）。其英文书名为：The Sprit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15年由"北京每日新闻社"首版，1922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重版。它是由"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妇女"等篇章组成的系列论文集。其中，"中国人的精神"为其核心，故全书以此命名。至于辜氏又称其为《春秋大义》，则是因为在该书中，他强调了孔子在《春秋》里所包含的"尊王攘夷"和"名分"等儒教经义的缘故。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它是一战前后（即五四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比之同类著作，如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要早四五年。

该书出版后，立即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引起轰动效应，各种报刊杂志纷纷摘录和译载，成为"臧否议论之的"。很快，奥卡·A.H.施密茨就翻译出版了德文译本（1916年），以后又有了意大利著名史学家、作家、反法西斯斗士费雷罗作序的法文译本。日本在二战时期，由鱼返善雄正式翻译出版了日文本。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西方的影响也曾反馈到国内。1918年，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从日本《东亚之光》译载一篇题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文章，介绍辜氏此书及其他著作在海外的反响，导致《新青年》实际主编陈独秀的一再"质问"，从而使业已存在于两杂志之间的东西文化论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新青年》派对辜氏复辟论性质的揭示和谴责虽然义正辞严，但他们对辜氏文化思想几近全盘否定、缺乏分析的态度，却不尽客观和公正。事实上，无论是杜亚泉，还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当时都并未认真阅读过此书全部，往往像李大钊所自认的那样，只览其"导言纲目"而已。这当然无助于了解辜氏思想的全貌。 在此，我并不想对辜氏此书作全面的评价，只想简略谈谈自己译后的两点感想。

首先，我觉得辜氏的确不愧是个聪明绝顶之人，他这部书算得上是中国学者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不应忽视的早期成果。比如，书中对儒教和西方宗教的有关比较和分析，从信仰物、基本教义到传教所在、认识根源乃至社会政治影响等可谓有点有面，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当时的较高水平。如果我们撇开其终极价值判断，不以辞害意，还可以说他的有关见解不乏敏锐和精彩之点。如他指出中国人没有个人生活，只有社会生活；儒教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感化人，扮演宗教的角色；"在欧洲，政治成为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有孔教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quot;，西方的宗教与哲学两相分离，造成西方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等等。这些观点，有的曾受到西方学者极力推崇，有的则为日后的中国学者大加发挥。其中不少，现在看来或不免已成常识，但在当时，则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 书中还有一些看法未必十分浑融妥切，但却有新颖奇特、启人深思之效，值得再三玩味。比如，他认为中国传统妇女具有西方各民族难以企及的"端庄"、"温柔"和"幽闲"三大特征，其典型是"观世音"，西方则是完全不同类、不可亲的"玛利亚"；又如认为中华民族具有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四大特征，尤其是灵敏程度无以复加。而西方各主要民族则不是缺此，就是缺彼，都不如中国人一应俱全，因此，他们自然无法了解高妙的中国人及其文明。平心而论，这些见解恐怕还是多少反映了中西民族性的某些微妙方面。

其次，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该书中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揭示"、关于中国文化道德精神价值的阐述，也很有意义。这方面思想更深人精微的发展，是由日后的"东方文化派"和现代儒家们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辜鸿铭算得上是他们思想的前驱先路。他的有关思想不仅已相当"成熟"，而且别具特色。有些议论还让人颇感奇妙、回味无穷。你瞧，他用毛笔来喻示所谓中国心灵生活与精神文化的智慧，说得多么形象： "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不容易精确，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应手，作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早在本世纪初30年代，已有人开始注意研究辜氏思想与日后"东方文化派"人物之间的思想关系。如"全盘西化派"的急先锋陈序经，就曾专门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与辜氏此书"仔细考研"，并表示："疑心梁先生是受过辜先生影响不少。……辜先生的思想既如彼，梁先生的中心思想又如此，这是一个很好的巧合?quot;的确，在辜鸿铭的思想中，与"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存在着不少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这是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应格外注意的方面（参见拙著《文化怪杰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国内始终没有出版过完整的中译本。五四时期，有个名叫陈曾谷的先生翻译过此书，但未见行世，只见其发表过部分文言译文（《亚洲学术杂志》l－4期?6嗄昀矗?谟泄卣庖皇逼诶?费芯康穆壑?校?耸橐才急惶峒埃蠖嘤镅刹幌辍S械纳踔涟咽ξ魑拿髦?琅小纺瞧?樯艽耸樵谖鞣椒聪斓奈恼路⒈淼哪甏918年），误认为此书发表的年代，从而将其错误地视作对五四"反扑"之作，其实，该书首版时，《新青年》杂志尚未创刊。这样，该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只能留下一个形象的记忆，如同辜氏那条般的小辫子一样，不过成为他顽固守旧的生动象征罢了。至于说到内容，则大多不得其详。

1987年夏，经龚书锋教授指点，我曾与学友宋小庆合作译完了此书。1991年，我又发表《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及其世界影响》一文（载《文史杂志》该年第4期），专门对此书加以介绍。去年，海南出版社表示希望推出《辜鸿铭文集》并先行出版此书译本。于是，我们欣然检出旧日译稿，加以润色，即成此编。为了便于读者更全面深人地了解此书及其辜氏其人，我们还特意加了一些附录，既包括此书其他文种译本的序言，也有辜氏本人此书以外的重要篇什。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其中，《美国人的心态》、《民主与战争》系朱信明翻译；《什么是民主》、《东西文明异同论》系姚传德翻译；《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序言为杨百成翻译，日译本序言为宋军翻译；法文本序言为张德钊和范俊军翻译。在书中所涉及的其他文字的翻译方面，还得到了好友于殿利的鼎力相助，特此一并致谢。

由于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经常夹杂着多种文字，尽管多方请教，仍恐转译有不妥当之处，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海内外朋友批评指正。

黄兴涛

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1996年3月

如何评价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

分类: 文化/艺术

解析: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他倒读英文报纸以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20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可以用博大、纯朴、深沉来评价。

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这里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

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

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礼貌的本质

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征。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