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文版的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著 黄兴涛 宋小庆/译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厶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厶，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厶其礼貌的本质是什厶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厶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著那厶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厶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著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那厶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著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厶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著赤字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著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厶，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摘自《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与《中国人的精神》——译者前言

文/黄兴涛

这里，我们翻译的是"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名曰《中国人的精神》，亦名《春秋大义》或《原华》。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原籍福建同安，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他13岁到西方留学，先后游学于英、德、法、意等国十有一年。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清末时，他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擢左丞。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在近代，辜鸿铭乃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尤其以"古怪"著称于世。敬之者如林语堂誉之为"怪杰"，鄙之者如胡适之称他"怪物"。他的思想在国内无甚影响，但名声却不小。长期以来，关于他的奇谈怪论和佚闻逸事，总在流传。

在一般人心目中，辜鸿铭尤其属于那种极为顽固的"封建余孽"。他捍卫君主制与纳妾制，维护辫于与"三寸金莲"，已为今人所熟知。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保守的人物，竟然精通英德法等近十门语言，在西方世界和近代日本曾享有广泛影响，这一事实，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和足够的重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西方，特别是本世纪前二十余年间，论名头之响，声誉之隆，都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

俄国的托尔斯泰与辜氏通信，讨论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问题，公开支持他的文化保守事业；法国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英国的毛姆曾专程拜访他，称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和"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承认他"在关心于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瑞典的勃兰兑斯赞扬他是'卓著的中国学者"、"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印度的泰戈尔曾与之交流思想并合影留念；甘地则称他是一个"可敬的中国人"。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辜鸿铭的影响大得不可思议。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这种情况下，曾令当时留德的中国学生惊疑莫名而又激动不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也曾一度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并且此前的20年代，辜氏还应邀在日本讲学三年（1924－1927）。

这种在海外激起的广泛反响，无疑包含着许多复杂具体的历史原因。但它起码表明，辜氏此人及其文化思想确有值得研究之处。

事实上，辜鸿铭"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文化之谜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近代文化史问题。深人地研究和剖析这一问题，将有助于人们更透彻地把握近代中西文化关系，更好地理解那个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时代。

辜鸿铭去世距今已近七十年了。每当我阅读其论著的时候，都强烈感到，对于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怪人，过去将其作为一个顽固可笑的反面人物一味加以党病和嘲弄的态度，是过于简单化了。

其实，辜氏并非是一个完全无功于近代文化和中华民族之人。他偏激、保守乃至于落后的文化思想中仍有可取之处。如对中西文明的比较认识，对西方近代文明弊端的揭露和批评，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某些特点的揭示就是如此，它们对那个时代乃至今天深人认识中西文明问题，实不乏启发意义。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辜鸿铭也做了一些积极工作。独立完整地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便堪称中国人中的首创。即使是那些鼓吹儒家文化的外文著作，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也未尝没有积极价值。诚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从顽固保守的立场出发，向西方不适当地宣扬和维护了本国文明中的一些糟粕，但文化问题十分复杂，往往糟粕与精华互现、长处与短处相连，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民族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效应，难以简单分别。儒家文明作为举世公认的古老而有价值的中国传统文明主体，情况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国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面临着摆脱封建文明包袱，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儒家文明较多地显示出消极的一面；而对于逐渐进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来说，它却能显现出某种帮助西方反省现时文明之弊，启发人们寻求精神新境的文明价值。辜氏的思想在一战时期及其战后初期的西方发生相当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他对西方战后文明的重建与发展是有过某种贡献的。

此外，晚清以来，辜氏从爱国爱传统的立场出发，不懈地抨击来自西方的政治压迫、文化侵略和民族歧视，对维护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在那个时代，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真正有勇气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十分罕见。虽然在评价他这方面的活动时，我们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但总体说来，我们应给予其充分的肯定。

与此相关，辜氏那颗火热的中国心，那份自尊自重的情感，也有可敬可钦之处。与那些一履洋上便觉带回仙气，认定"西方月亮也比中国圆"，从而忘掉根本，以身为中国人为耻的洋奴相比，实在是难能可贵。只可惜，他的这种自尊自重，与他那种保守的文化认识紧密相关，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可悲而又可叹的民族自大，甚至落到不惜为本民族护短的境地。这种不健全的有害的文化心态，不能不说是辜鸿铭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当然，如何认识和评价辜鸿铭及其思想，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共识的达成，尚有赖于研究的深人。遗憾的是，目前有不少人无法对此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见到辜氏用外文写的大量原著。实际上，学术界对辜鸿铭及其相关问题之所以研究不足，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辜氏一生的主要著作多用英文写成，如《尊王篇》（又称《总督衙门论文集》）、《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忡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国人的精神》等等。此外，还有以德文和日文保存下来的著作，如《呐喊》、《辜鸿铭讲演集》。

在辜氏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影响、较能反映他思想风貌的作品，是《中国人的精神》，国内学者较为熟悉的名字为《春秋大义》（原书封面上所题的中文名）。其英文书名为：The Sprit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15年由"北京每日新闻社"首版，1922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重版。它是由"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妇女"等篇章组成的系列论文集。其中，"中国人的精神"为其核心，故全书以此命名。至于辜氏又称其为《春秋大义》，则是因为在该书中，他强调了孔子在《春秋》里所包含的"尊王攘夷"和"名分"等儒教经义的缘故。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它是一战前后（即五四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比之同类著作，如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要早四五年。

该书出版后，立即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引起轰动效应，各种报刊杂志纷纷摘录和译载，成为"臧否议论之的"。很快，奥卡·A.H.施密茨就翻译出版了德文译本（1916年），以后又有了意大利著名史学家、作家、反法西斯斗士费雷罗作序的法文译本。日本在二战时期，由鱼返善雄正式翻译出版了日文本。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西方的影响也曾反馈到国内。1918年，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从日本《东亚之光》译载一篇题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文章，介绍辜氏此书及其他著作在海外的反响，导致《新青年》实际主编陈独秀的一再"质问"，从而使业已存在于两杂志之间的东西文化论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新青年》派对辜氏复辟论性质的揭示和谴责虽然义正辞严，但他们对辜氏文化思想几近全盘否定、缺乏分析的态度，却不尽客观和公正。事实上，无论是杜亚泉，还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当时都并未认真阅读过此书全部，往往像李大钊所自认的那样，只览其"导言纲目"而已。这当然无助于了解辜氏思想的全貌。 在此，我并不想对辜氏此书作全面的评价，只想简略谈谈自己译后的两点感想。

首先，我觉得辜氏的确不愧是个聪明绝顶之人，他这部书算得上是中国学者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不应忽视的早期成果。比如，书中对儒教和西方宗教的有关比较和分析，从信仰物、基本教义到传教所在、认识根源乃至社会政治影响等可谓有点有面，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当时的较高水平。如果我们撇开其终极价值判断，不以辞害意，还可以说他的有关见解不乏敏锐和精彩之点。如他指出中国人没有个人生活，只有社会生活；儒教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感化人，扮演宗教的角色；"在欧洲，政治成为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有孔教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quot;，西方的宗教与哲学两相分离，造成西方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等等。这些观点，有的曾受到西方学者极力推崇，有的则为日后的中国学者大加发挥。其中不少，现在看来或不免已成常识，但在当时，则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 书中还有一些看法未必十分浑融妥切，但却有新颖奇特、启人深思之效，值得再三玩味。比如，他认为中国传统妇女具有西方各民族难以企及的"端庄"、"温柔"和"幽闲"三大特征，其典型是"观世音"，西方则是完全不同类、不可亲的"玛利亚"；又如认为中华民族具有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四大特征，尤其是灵敏程度无以复加。而西方各主要民族则不是缺此，就是缺彼，都不如中国人一应俱全，因此，他们自然无法了解高妙的中国人及其文明。平心而论，这些见解恐怕还是多少反映了中西民族性的某些微妙方面。

其次，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该书中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揭示"、关于中国文化道德精神价值的阐述，也很有意义。这方面思想更深人精微的发展，是由日后的"东方文化派"和现代儒家们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辜鸿铭算得上是他们思想的前驱先路。他的有关思想不仅已相当"成熟"，而且别具特色。有些议论还让人颇感奇妙、回味无穷。你瞧，他用毛笔来喻示所谓中国心灵生活与精神文化的智慧，说得多么形象： "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不容易精确，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应手，作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早在本世纪初30年代，已有人开始注意研究辜氏思想与日后"东方文化派"人物之间的思想关系。如"全盘西化派"的急先锋陈序经，就曾专门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与辜氏此书"仔细考研"，并表示："疑心梁先生是受过辜先生影响不少。……辜先生的思想既如彼，梁先生的中心思想又如此，这是一个很好的巧合?quot;的确，在辜鸿铭的思想中，与"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存在着不少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这是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应格外注意的方面（参见拙著《文化怪杰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国内始终没有出版过完整的中译本。五四时期，有个名叫陈曾谷的先生翻译过此书，但未见行世，只见其发表过部分文言译文（《亚洲学术杂志》l－4期?6嗄昀矗?谟泄卣庖皇逼诶?费芯康穆壑?校?耸橐才急惶峒埃蠖嘤镅刹幌辍S械纳踔涟咽ξ魑拿髦?琅小纺瞧?樯艽耸樵谖鞣椒聪斓奈恼路⒈淼哪甏918年），误认为此书发表的年代，从而将其错误地视作对五四"反扑"之作，其实，该书首版时，《新青年》杂志尚未创刊。这样，该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只能留下一个形象的记忆，如同辜氏那条般的小辫子一样，不过成为他顽固守旧的生动象征罢了。至于说到内容，则大多不得其详。

1987年夏，经龚书锋教授指点，我曾与学友宋小庆合作译完了此书。1991年，我又发表《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及其世界影响》一文（载《文史杂志》该年第4期），专门对此书加以介绍。去年，海南出版社表示希望推出《辜鸿铭文集》并先行出版此书译本。于是，我们欣然检出旧日译稿，加以润色，即成此编。为了便于读者更全面深人地了解此书及其辜氏其人，我们还特意加了一些附录，既包括此书其他文种译本的序言，也有辜氏本人此书以外的重要篇什。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其中，《美国人的心态》、《民主与战争》系朱信明翻译；《什么是民主》、《东西文明异同论》系姚传德翻译；《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序言为杨百成翻译，日译本序言为宋军翻译；法文本序言为张德钊和范俊军翻译。在书中所涉及的其他文字的翻译方面，还得到了好友于殿利的鼎力相助，特此一并致谢。

由于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经常夹杂着多种文字，尽管多方请教，仍恐转译有不妥当之处，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海内外朋友批评指正。

黄兴涛

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1996年3月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怎么写？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可以用博大、纯朴、深沉来评价。

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这里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

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

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礼貌的本质

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征。

文化怪杰辜鸿铭

写作思路：首先交代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将主要情节描述一下，接着阐述一下自己的感受和体会，最后描述一下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什么样的道理。

范文：

近日用零碎的时间读完了辜鸿铭先生的《中国人的精神》，其中的内容让我更深层次地领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真正的中国人的精神。

这本书的作者辜鸿铭先生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可见他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书中，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他认为中国人是特别讲礼貌的人。真正的礼貌的本质是考虑别人的感受。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他们知道自己的感受，因而也容易考虑别人的感受。

中国人的礼貌，虽然没有日本人的礼貌那样周全，却让人舒服，因为它是，正如法国人完美表达的那样，是心灵的礼貌。相反，日本人的礼貌虽然周全，却不那么让人舒服，它可以说是一种排练过的礼貌——类似于戏剧作品中用心学习的礼貌。

这与直接来自心灵的、自发的礼貌不同。事实上，日本的礼貌好像没有芳香的花朵，而真正礼貌的中国人的礼貌有一种芳香，来自心灵的名贵油膏的香味。

他还论述了中文的问题。汉语口语的容易根源在于它是一种极其简单的语言。它是一种没有语格，没有时态，没有规则与不规则动词的语言。事实上，也不存在语法或其他任何规则。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汉语口语本身并不是一种很难的语言。

但是对于那些来到中国的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尤其是半受教育的人来说，即使是汉语口语也是一种很难的语言。他认为汉语口语是一种完全未受教育人的语言；事实上它是小孩的语言。当那些有学问的汉学家坚持说汉语是如此之难时，欧洲小孩学习汉语口语却是如此的容易。因此他认为学习汉语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孩，你将不仅进入天堂之门，而且也能学好汉语了。

然而书中有一些观点我不太赞同。例如纳妾制和维护三寸金莲。但书中的主旨精髓还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到底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那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回答的。此书通过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女人，中国语言，约翰在中国，一个大汉学家，中国学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人的精神。辜老先生通过许多例子和对比深入剖析了中国人的精神。

我觉得中国人的谦虚是最可贵的并需要延续下去的，中国人的精神也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借鉴别人的好的地方，中华民族才能发扬光大，而不再出现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被人欺凌的状况。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认为要借鉴书中有益的部分，努力做一个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的人。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辜鸿铭一直以它的保守主义狂言傲世，结果往往为世人所侧目。今天如果我们抛开他涉及个人生活细节方面的论调，单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大处着眼，社会发展的现实又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辜鸿铭的远见卓识。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由于辛亥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整个中国从此陷入持续近百年的混乱中。虽然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同等的痛苦，但作为生活于其中的人，尤其是像辜鸿铭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进步是不愿看到的，也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在辜鸿铭看来，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并不是看这个社会的工业有多发达，关键是这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多大程度上给人以关怀。而西方的传入的现代工业理性给人们的只有物质的汪洋，并且物质理性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社会理念，因而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贬斥西方，弘扬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质的文明，各自都又产生发展的历程，作为精神领域的文化，不应用物质利益来评判优劣。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正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失去了忍耐性，急功近利的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投身到自己没有根基的文化中去。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是一两代人不能抚平的。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辜鸿铭独特的人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保守主义的根基

从整个传统文化的视野来看，保守主义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就是因为非常强调家族观念家庭文化氛围对一个人的思想有形成很重要的影响，基本上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思想基调。

辜鸿铭正是这样，他出生在非常正统的封建家庭，但是与同时代许多希望打破家族樊笼进步青年不一样的是，他对家庭中的家族制度、祖宗祠堂有特别的感情。因为首先这个家庭侨居南洋，因而在儒家土壤上长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华侨情结，祖祖辈辈都有叶落归根的梦想。在形式上，每逢祖宗祭日，父亲总是以庄严的口吻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们愿意在列祖列宗面前起誓，不论我们身在何处，生至何时，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其次在语言上，这个家族在南洋近百年，一直保持家乡的"闽南汉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安希孟《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所以作为思想的启蒙，这些就成了成为他的保守主义的先声。因而当时人们对这样以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文化大师的怪论颇为不解的时候，其实是忽略了他独有的华侨身份。最后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说，从五胡乱华到元清入主中原，中国政治的大舞台上，有许多曾试图用自己的文化来替代儒家文化，最后都以被同化而告终。事实上即使这个文化已腐朽得成为历史的发展的障碍，人们也宁可给他注入新的血液，也不会抛弃他，而中华文明也正是有这种不断的演进，才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至上的地位，也使得每一位中国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因享受其无比的光辉而保持自己的信仰，这其实也是辜鸿铭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倍加称颂的另一原因所在。因而他指出，中国文化才是最具理性最具人文主义的，他能给每个人以存在的价值，给每个社会的人以终极关怀，而这些使西方功利主义所不具有的。总之无论他的家庭启蒙，还是华侨情结，以及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都从不同的角度奠定思想的保守的一面。

他保守主义思想的另一面却出与偶然。因为他的正规的学校教育来自西洋，从小生活在英国，对中国社会生活缺乏了解，这样西方社会生活先入之见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抱有无限的好感，并且立志要用中国哲学来教化欧洲。这种文化的先后次序的差异，成为他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学者思想对的根本所在。因为胡适在留洋之前对中国社会弊端有深刻体会，因而希望用西洋之学来救中国；辜鸿铭在留洋之前从没有踏上中国的本土一天，对中国社会根本谈不上了解，进入西方社会之后一直生活在贵族化的家庭环境里，贵族家庭的保守性与对现实社会批判性深深感染了他，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从开始了解就具备了深刻批判性。正是由于他对西方现代社会弊端深刻认识，他才要众人摆脱物质理性狭隘与浮躁，做一个博大、深沉、纯朴、灵敏的中国人。当然他并不是要求人们面对西方的侵略不去抗争，而是要求人们更理性的去考虑自己的言行，舍弃物质理性的浅薄，真正找到精神层次的社会脉搏。但是被压抑数千年的中国人已无暇去考虑这些道德说教，在物质利益的诱惑和西方强权的驱使下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深潭。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深深体会到"举世皆醉我独?quot;的孤独。在这种心态下，它的思想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不仅对封建制度百倍维护，而且为封建社会的毒瘤"纳妾""裹小脚"大加辩解，甚至把中华民族的罪人慈禧太后誉为"最伟大的女性"。因此它的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他的教育状况和社会生活背景。

其实对辜鸿铭保守思想的形成起外在促进作用的是西方文化，因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于时代的另类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人们在西方对于保守主义并不像中国人一样深恶痛绝，而是认为它仅表征"个人面对历史巨变和人性复杂时自感无力和谦卑，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图画或自信武断的结论?quot;（徐友渔《辜鸿铭的保守主义》）因而辜鸿铭在其一生中满足于自己的保守主义角色，还自称为"大清国的最后一条辫子"，主要精神支柱就在于他的西方化的精神理念。

李玉刚先生在他的《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说，辜鸿铭十岁赴英留学，一直生活在布朗家族，受到布朗先生与老布朗先生的悉心栽培，而布朗家族在苏格兰王国具有贵族血统，因而从小就受到其他中国人在西方难以企及的完全正统的贵族化教育。而另一方面他的大学教育主攻历史、文学，并且有著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评家卡莱尔教授为导师，因而他就正如李玉刚所言："卡莱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家的形象，简直就成了他直接效法的伟大先贤和榜样，卡莱尔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辞锋，仿佛已经注入了他的灵魂处?quot;（同上）所以当卡莱尔对中国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尊重和崇敬时，他感受到自己民族自豪感和自身的使命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回国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理论依据立于历史背面，不断与社会抗争，最终在贫困交加中死去，而更为凄惨的是，他最为欣赏的女儿在他逝世之后竟投苏州一寺庙为尼，这也许是当时社会对他的保守主义所应有归宿的最好表征吧。

最后西方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他厌弃西方文化，追求中国平静祥和文化的原因。十九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社会笼罩在混乱与恐惧中。经济危机吞噬着人民手中的财富，原有的社会组织重新分化组合，在物质理性与强权意识的驱使下，军国主义幽灵遍布整个欧洲。对此，人们开始怀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再相信政客兜售的选票，正如卡莱尔所说的："今天的所谓欧洲，也不过是徒有民主制度，而没有民主精神。"因此辜鸿铭面对当时中国人崇拜西方社会制度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宁可抱残守缺，也不愿拾人残羹，最后走向保守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体认

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序言中说："事实上，要懂得真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对此徐友渔先生在《辜鸿铭的保守主义》中说："他对中国人的气质、个性之类难于揣摩把握的东西，是那么细腻、灵敏，既洞若观火，又体贴入微。"赞叹之意溢于言表。

但中国人为什么具有如此优良的品质？用辜鸿铭的话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是用心去思考而不是仅用脑；人性问题上，儒家正统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理想状态中，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个人，只有家庭，面对血浓于水的亲情，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就显现出来了。中国人之所以深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比敬仰的领袖，都有自己家庭中的可尊敬的亲人-父母兄弟，有自己"良民宗教"的"教堂"中供奉的祖先，面对先人的光辉与家人的期望，每个人都不得不深沉。

中国人之所以纯朴，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结果。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对别人信任的基础上，而且中国传统"忠义"之道使人们对每一个自己所给予期望的人以信任，因而在这个相互坦诚相对的社会有机体中，人们就不会有西方的"夏洛克"式的唯利是图，完全用心灵过着纯朴的生活。 中国人之所以博大，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历史文明，有辽阔的疆土。在这片开阔的天地里，人们创造了辉煌，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而正是这些辉煌与苦难造就了中国人博大的胸襟。

中国人之所以灵敏是因为，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庞杂的社会，每一个因子必须具有灵敏的品质，如果没有，则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调关系的社会里，人们必须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果稍有疏忽，就会寸步难行，而这就需要人们具有灵敏的品质，历史的辉煌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中国人这种深沉、纯朴、博大、灵敏的品质，中华民族才能作为绵延几千年的古老民族生机依旧。正如辜鸿铭在论证?quot;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所说的，"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类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智能的和谐。"（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而辜鸿铭正是基于这种精神的把握，才有他后来对中国社会一系列独辟蹊径的解剖，这可以说是当时任何中国学者所不能企及的，至少来说是令我由衷佩服的。

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论证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他以中国人的精神作为突破口，对中国社会也进行了深刻解剖。这过程中虽有难以掩盖的缺陷，然而这些极端的言论也只是他个人的社会体认，因而可以说他只是忠于他自己的生活而已，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有太多的不满，相反他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到是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大小集体中，履行自己被决定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就是去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他接受孔子的论断：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他从夫妻关系着手，而他反复论证的就是"无我"哲学，他认为?quot;以为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的为丈夫活着。"同样，中国男人的生存也是无我的，"他不仅要对他的家庭尽职，还要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职，甚至在对国王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有时要献出生命。"（同上）因此他论证中国男人奉行的是"忠诚教"，忠诚在儒学的经义中也是一种"无我"所以他说："外国人只有弄懂了这两种'道'或'教'，中国人民的'忠诚教'和'无我教'，他才能理解中国男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同上）也许许多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对此会断然否认，但是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说?quot;但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分本利息、行将解体的时候，统治者原来选择的维系既定社会制度得礼法秩序及思想体系就失去了维系力，但在朝廷找不到的礼俗，民间还可以找到，也就所谓的"学在民间，道在山林"。所以从辜鸿铭的个人社会感悟来说这种无我哲学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 其实在辜鸿铭看来，整个社会正是有了"无我"的"良民宗教"，人际关系才有相互信赖基础上的调和。不过从西方严密的逻辑来看，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因为社会纷繁复杂，品质不尽相同，如果有一个人失信于人，应该说这个系统就会解体。事实上并非这样，一方面真正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不会失信于人，另一方面在儒家道德律令中，信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在这种体系中，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疑自绝于社会，作为深沉的中国人，他不会，也不敢，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活着的，而是为祖先和子孙，他唯一最求得就是君子之道，而君子之道又是与信义廉耻紧密联系的，因而在传统社会里，君子之道不仅是道德律令，而且是世俗社会的法律依据。当然辜鸿铭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超出前人，不过他能在一种文化没落之际，以一种另类的批判眼光来肯定它的价值，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崇敬的。

辜鸿铭对上面社会的分析，最后还是归于文化的领域的论证。而他对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是在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荆棘地除草开路，树立正确的中国文化形象。

他首先从语言着手，将汉语分为口头语与书面语两大类，并认为："口头语属于没有受过教育、完全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事实上是一种孩童的语言。"而书面语在分为简单修辞语文、通行的语文和高度优雅的语文三类，他认为："中国文学中的高级古典汉语，中有一天能够改变那些作为爱国者正带着一种野蛮动物的相争本能鏖战于欧洲的、尚处在自然毛坯状态的人们，使他们变成和平的、文雅的和礼让人?quot;（同上）这种关于语言的说法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是一致的，安希孟在《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中说："语言不可能以客观方式提供关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既然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那么，归根到底，意义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基于这种认识，辜鸿铭企图通过语言的改变来改变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从而根本拯救欧洲，使西方世界摆脱混乱走向有序，是很有道理的。在特别看重心灵的辜鸿铭眼里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是天经地义，因而他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我说中国的语言也就是一种心灵的语言。"（同上）所以他认为西方人如果掌握了东方人的语言习惯，那么他们体认生活的维度也就由理智转向理性，由用大脑思考改为用心思考问题。（现代医学证明他的这种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思维的差别，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存在巨大的障碍，以至于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为西方人所认同，不过到是西方的文学作品能为中国人所理解，这就因为中国人品质中的博大、灵敏的缘故。基于上面的对比，辜鸿铭突出了中国文化的地位，同时显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度。

辜鸿铭在东方文化西进方面的工作不是开创性，却是标志性的。因为西方人早在进入中国之初，就极力想了解风情迥异的东方古国，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的。结果那些一知半解的传教士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在西方世界给中国塑造了极坏的形象，辜鸿铭因而对西方所谓"大汉学家"的诬蔑显示出异常的气愤，他指责道："现在外国人当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他们不会中文，也不了解儒家学说，但是却什么都研究。不但自己是谜语抽象的概念中，而且想做一名大师或汉学家。'大师'或'汉学家'仅是一个名词，也就是一个-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英国领事馆人员是所说的-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称之为傻瓜的代名词?quot;（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正由于他对西方翻译家的不满，他才通过自己对文化得体认，重新翻译了许多文化典籍，难能可贵的是他运用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独到的翻译。

关于"仁"的翻译,他指出:"人类所有纯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纳在一个中国字中,这就是'仁'。在欧洲语言中，古老的基督教术语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词与'仁'的意义最接近，因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神圣的、超凡的品质。在现代术语中，'仁'相当于仁慈、人类之爱。"（同上）当然这种"仁"的解释在"皓首穷经"的"宿儒"来看可能不足取，但他毕竟指出了"仁"在儒学中的地位和精神实质，这相对于"大汉学家"翟理斯博士翻译孔子"色难"为"要描述他，是困难的"要高明多，翟理斯的翻译与本义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他在翻译"礼""义"时说："（它们）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民良民宗教的精神。"（同上）他认为只有中国文明礼义并重，希伯莱文明与希腊文明授予欧洲人"礼"与"义"都是抓起一点不及其余，进而导致欧洲爆发人类迄今为止最残酷、最野蛮、最无益而又最可怕的战争。他指出中国文明正是有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导，才没有商业主义之下的群氓崇拜、强权崇拜，并且认为："只有当我们鼓足勇气，不计私利，拒绝参加和追随那些群氓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清除群氓崇拜?quot;进而一针见血的指出，"今日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事实证明辜鸿铭的这些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至少说是令西方人信服的，因为他因此在百年前的欧洲获得了一个中国人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

总之，对于传统文化的体认，辜鸿铭无论对中国人精神的把握，还是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及传统文化理念的理解，都是独到的，并且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为了辩论而辩论，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表示他对文化的崇敬。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后一位狂客

辜鸿铭的一直以怪闻名于世，但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的层面，我们其实可发现他更多的是狎。他的一生不断与社会潮流对抗，成为时代标准的派，但是他那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对自己文化理念的忠诚却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从朝廷到民间，人们对西洋人因不了解而普遍产生畏惧心理，面对西洋的坚船利炮，知识分子多少都有些民族自卑心理，辜鸿铭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大揭西方社会的老底，以便增强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这对于在国际交往中维护正当的民族利益应该是十分有益的。当然在五四革命运动潮流来临之时，人们在革命的冲动下，对传统进行了全盘否定，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对西方来的"德先生""赛先生"推崇备至，先进的知识分子像辜鸿铭早期看中国一样对西方世界充满幻想，似乎中国只要有了这两位"先生"，人们就能走进自由民主的天堂。而辜鸿铭用自身的社会体验清醒的预见到中国社会如此带来的后果，在此种一相情愿的认识下，不断与社会唱对台戏，拒绝任何样式的社会变革。其实这种行为主要是他对历史研究的短视所造成的，仅仅囿于一两代人的感受，武断的否定历史的进步，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他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因为无论是他一生位置牵挂的"中国人"还是曾经给他无上荣誉的西方人都不会同意历史再回到两百年前了。但必须明确的是，人类社会今天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前人奋斗的结果，他们为此承担了巨大的苦难，因此我们在追求进步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历史，更不要否定历史。这方面却是五四先锋应向辜鸿铭学习的，他背弃时代，背弃潮流，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根基负责，对自己的文化负责。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看重气节，恪守"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的古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以至于此成为儒家的做人准则，因此辜鸿铭以其一生的耿介和恃才傲物表现出大儒风范。虽然他的儒学水准令人生疑，但他对儒家文化精神的把握却不容置疑。他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实现了儒家的"知行合一"的学问之道。

总之，辜鸿铭时代过去了，作为历史性的文化人，一个深刻的社会思想者，他是随着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灭亡出现的，而他的消失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的开始。他唯一的历史责任就是为上一个时代站好最后一班岗，给后人留下一个完整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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