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要当和尚

首先，先明确“和尚”的概念。“和尚”汉意为“亲教师”，是出家僧人的一种学识，修为的标志，一般来说，一个寺院只有一个僧人能称为和尚，所以一律把男性出家僧人称为“和尚”是不对的。

其次，说说出家。一般人认为佛教很消极，让人觉得什么都是空无的，所以觉得出家人也是很消极。其实不然，佛陀是究竟圆满觉悟的众生，参悟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并为这个世间的人留下了一系列修学，解脱，得大安乐的方法。所谓出家，不是单纯指出离家庭，而是出“烦恼家”“轮回家”，真正把关爱，教化的群体从身边家庭的亲属，扩大到整个世界，是为大爱，是为大慈悲，是为大笑。

出家要舍弃许多世俗的事物，要受严格的戒律，能发心出家，做佛弟子，教化度脱众生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比如释迦牟尼佛，出家前是王子，能舍弃最尊贵的王位和一切，向着究竟的智慧觉悟求索，这非是常人所能行。所以，所谓“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帝王将相所能为之。”

谈了这些，您应该大概明白，出家这个行为，非但不是想不开，反而是想的非常开，用精进，严格，慈悲，广大的心量去迎接一种全新的生活，为一切众生服务，是大精进，大仁爱！

一个小和尚跑过来,请教禅师:"师父,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首先，出家当和尚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是少数人的个人选择。虽然佛教中有很多出家修行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出家修行。

其次，出家当和尚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信仰基础，并且需要经过严格的修行和考验。虽然有些男性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选择出家修行，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适合这样的生活方式。

最后，出家修行并不是一种职业选择，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虽然出家修行可以带来一些经济上的收入，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样的生活方式。

因此，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不应该因为某些原因而对他们进行指责或攻击。

人生有什么意义

禅师指着一块普通的石头，让小和尚去卖，且别人开价多少都不卖，小和尚带去的石头被认为是无价宝，炒到天价，回来后恍然大悟道，师傅你是想告诉我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自己珍视自己的价值就能获得对吗，禅师道：你出去这一天，偶耳根清净不少呀。

和尚讲道事是啥意思

毕淑敏老大姐说过：“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你必须赋予她一个意义。”其实人就是那萝卜。被莫名其妙播了种，然后生长，然后枯萎，然后要么被吃，要么腐烂。倒不如那一块石头，一根草，一片叶，一朵花来得有意义。突然想到亲爱的庄子的诙谐。庄子，真是一个智者！叔本华，这位外国的“和尚”（哲学家）看得更透。他说：“人生，像钟摆一样，逡巡于痛苦和无聊之间。”人生就是受苦。于是，很多聪明人给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就像毕淑敏老大姐。有人找到吃香的喝辣的作为自己活着的意义；有人找到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为自己活着的意义；有人找到了盘剥别人的血汗榨干别人的脂肪作为自己活着的意义；有人找到不停地偷情作为自己活着的意义；有人找到不断地离婚再不断地结婚作为自己活着的意义；有人找到传宗接代作为自己活着的意义；有人找到穿名衣开名车作为自己活着的意义；有人找到当官发财作为自己活着的意义；有人找到像作为自己活着的意义；有人找到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作为自己活着的意义；有人找到喝一杯清茶看一份报纸玩几圈跳几曲骚舞睡几个女人或男人作为自己活着的意义。……也有人找到了看着自己的孩子不断成长作为自己的活着的意义；也有人找到了跟着别人歌跟着别人哭作为自己活着的意义；也有人找到了给人玫瑰手有余香作为自己活着的意义；……于是，本没有屁意义的人生，就有了意义。可这一切都将归于无意义！有意义的，是那座早就给你挖好了的坟墓！

佛教徒的人生态度

道士是修道人，和尚也是修道人，在两千五百年前，和尚也称为道士。后来有修道士做了坏事，坏了道士的名声，因此佛教出家人改名为和尚，也就是和合而高尚的意思。他们讲经、讲道、讲人生，就是让娑婆世界的人们明白人生的道理而修正自己人生道路缺点，弃恶从善，达到人生之圆满的目的。这就是度人。

从李叔同事业巅峰时选择出家，看生命真正的意义在何方？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处世态度。因为人生观念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处世态度也往往大相迳庭。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教徒是消极而悲观的。因此，选择佛教作为信仰，只是老年人的事，年轻时是不适合的，除非在事业或情感上遭受了重大打击。由于这种误解，使得许多人自决于佛法智慧与真理的大门之外。再从佛教界自身来说，许多佛教徒因为对经教缺乏研习，未能树立佛法的正见，面对社会的误解，自然也无法分辨。

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以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来对待修行和日常生活？消极或是积极？禁欲或是纵欲？自利或是利他？这一系列问题，不仅社会对此有诸多争议，即便是学佛者本身，多半也不甚了了，基与此，本次讲座将重点为大家分析「佛教徒的人生态度」。

人们总是习惯将佛教徒与消极厌世联系在一起，那么，学佛者究竟是不是消极的？如果是积极的，那佛教徒的积极又表现在哪些方面？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首先要探讨一下：什么是消极？什么是积极？

一、积极乎？消极乎？

一、消极、积极的产生和表现

消极和积极是我们对某件事表现出的态度。当我们对其发生兴趣或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时，就乐于主动参与，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反之，则会有意识地回避、抵抗，表现出消极的态度。

尽管孩子的天性都是贪玩的，但在对待学习的问题上，却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孩子觉得读书无用，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对学习难以产生兴趣，因此以消极的态度应付了事。而那些从小好学的孩子，因为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不需要家长和老师的督促，自己就会努力对待。

我们在工作和处世中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同样的事情，落实到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也会各不相同。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取的是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他为了恢复「周礼」，为了推行「仁、义、礼、智、信」的政治主张，几乎一生都在周游列国。在他游历期间，遇到很多挫折，包括隐士们的冷嘲热讽，但他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立场，仍「知其不可而为之」，积极实施治国平天下的志愿。在理想无法实现时，亦不轻言放弃，转而在学生中推行自己的主张，提出「学而优则仕」的读书观念，由读书进而仕途，进而治国平天下。

与孔子的积极入世相反，历史上还有许多消极避世的隐士，他们无法接受现实社会的污浊，转而寄情于山水之间，过著淡泊无为的生活。《庄子》记载：尧有意将天下让与许由，许由闻听，不仅没有感到欣喜，反而跑到河边将耳朵反复清洗，觉得尧的话玷污了他。

这样的机遇对孔子而言，或许是梦寐以求的，天下唾手可得，正可用来大展鸿图。但人各有志，许由所向往的是逍遥自在的人生，世间功名于他不但毫无意义，且避之尤恐不及。

除了观念不同而造成的差异之外，消极与积极的产生，往往与自身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有的人从小失去家庭温暖，长大后工作不顺利、婚姻不幸福，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挫折，使他们看不到人生的意义，看不到生存的希望。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目标。在他们眼里，世上的一切都暗淡无光，甚至使人失去生活的勇气。长此以往，他们的人生态度不免趋向消极。

而在顺境中成长的人，很少经历挫折，对人生充满信心和希望，无论做什么都觉得有意义，他们所表现出的努力进取，就来自于积极的人生态度。

社会环境也是导致不同人生态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古人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之说，正是说明了这样的道理：若身逢乱世不妨遗世独立，心游江海；若天下安乐才可出来明君，安邦定国。

由此可见，消极与积极既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也和客观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消极与积极是相对的

消极与积极并不是绝对的，由于参照的角度不同，标准也会随之改变。　

伯夷和叔齐是历史上两位深受推崇的隐士。当时，周文王想请他们出山讨论伐纣王，可在他们眼中，这却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之举。他们为了遵循儒家的道德观念，拒不出山，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从入世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消极的。但换个角度来看，他们为了忠孝仁义而独善其身，其行为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再如出家人的修行生活，以世俗的标准衡量，无疑是消极的。但以他们追求的人生目标而言，出家不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命，更是为了住持正法、荷担如来家业的崇高使命。他们为寻求真理而放弃世间享乐，其选择无疑是积极而自觉的。

所以说，消极和积极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当我们看待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能局限于单一的角度，只有从多方面地观察、思考，才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反之则会有失偏颇。

通常，在我们的人生中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人生始终都处于选择之中，而选择就意味着取舍：在占有的同时也在放弃。

无论我们选择学校、工作还是家庭，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高校有几百所，而我们能选择的不过是其中一所，就是在这一所中，能选择的也不过是其中一个专业。生有涯而学无涯，我们的人生是短暂的，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想要。类似的选择，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时时都要面对。而取舍的目的，是为了合理分配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在作出抉择后，对我们所选择的，要积极努力，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上面，而对其它与之无关又足以形成干扰的事情，则消极对待。古人有玩物丧志之说，玩物何以会丧志呢？就是没有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本应消极对待、浅尝即止的事情投入了过多的精力，以至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学习。

三、佛教徒是消极的吗？

为什么社会上很多人会认为佛教徒是消极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由出家制度引起的误解。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是以孝为本，而孝的核心内容就是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出家人必须独身，当然谈不上生儿育女；再则，世人多半以地位名利作为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准，认为人生在世或是要荣华富贵，或是要干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方能光宗耀祖，而出家人与世无争，视世间功名如过眼云烟。现代社会是鼓励消费的年代，而佛教徒生活俭朴。尤其是出家人，长年累月住在古老的寺庙里，饮食清淡，衣着简单。很多人对这种少欲知足的生活不理解，觉得佛教徒缺乏常人的生活热情，跟不上社会潮流，与当代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因此在人们眼中，出家人的选择无疑是对人生缺乏积极的追求。

同时，确实有些人是在无奈之下出家为僧。或是带着个人恩怨逃避现实，或是在遭遇挫折后对生活失去信心，万念俱灰之下遁入空门，这也是造成社会对出家人产生误解的重要因素。其实这类人在僧团中仅仅少数而已，而且，若是出家的发心不正，即使披上袈裟，在佛门中也不会有太大作为。

再就是从为人处世方面引起的误解。如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很多人为了跟上时代，一生忧患劳顿，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从佛法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世人最大的无明。佛陀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正因为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所以佛教徒的处世原则是随遇而安，这也是被世人视为消极的因素之一。

四、正确理解佛教徒的人生态度

如何才能正确认识佛教徒的人生态度？辩证地说，佛教徒既有消极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从世俗的生活方式来看，佛教徒是消极的；就人生的追求而言，佛教徒则是积极的。

1、佛教徒有明确的人生目标

每位佛菩萨的成就都来自于他们的发心和愿力，正如四宏誓愿所说的那样：「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也是所有学佛者应当树立的人生目标，因为学佛就是要学佛所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但常人的目标往往只是局限于个人或家庭，非常狭隘；而佛教徒的人生理想是自觉觉他，自利利他，学佛不仅是为了个人的解脱，还要帮助更多的人寻求解脱。

历史上有多少高僧大德为了弘扬佛法不辞劳苦、舍生忘死，正是他们不屈的努力，才使得佛法从印度传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地，使更多的人因为听闻佛法而获得解脱。

我们所熟悉的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为将佛法传播到日本，在交通条件极其简陋的时代，六次东渡，其间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现代人难以想像的。随行的弟子相继被风浪和疾病夺去了生命，他本人也因长途跋涉的艰辛而双目失明，但依旧锲而不舍，终于在六十六岁的高龄踏上了遥远的异邦，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是什么支撑着他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流？就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传法事大，浩淼大海何足为惧？」在他决定东渡伊始，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才能在一次次的挫折中百折不挠，他所凭借的，正是为法捐躯的的赤诚之心，正是普渡众生的积极追求。

2、佛教徒要积极的研究经教，以探索真理为己任

如果说菩提心是成佛的，那一切善法的修行就是成佛的助缘，愿力还要通过具体的实践去完成。学佛是追求真理的过程，佛法甚深微妙，只有积极研究经教，才能从中探索出人生的真谛。

且不说佛陀在因地时，为求半偈不惜舍身，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翻开《高僧传》，每一位前贤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当年，玄奘大师在国内遍访各地善知识后，感于汉地流传的佛法义理派别众多，译文尚欠完备，毅然背井离乡，踏上了西行求法的征途。在那样的年代，西去印度谈何容易，往往是「去者成百归无十」。在漫长的旅程中，他无数次死里逃生，终于来到佛法的发源地，又在印度学习了十七年之久。大师的博闻强记和锐利思辩使印度各宗僧众都为之叹服，声誉之隆，一时无双。但大师学法的目的是为了济世度人，为了将佛法的智慧传遍东土。因此，在求得正法之后，再一次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回到汉地，开始了中国佛教史上规模空前的佛经翻译事业。大师的一生都积极致力于经教的研究，以探索真理为己任，真正体现了大乘佛教救世之真精神。

3、佛教徒要积极止恶，积极行善

人间有善、恶两种力量。在我们的人格里，这两种力量也同样存在。在传统儒教中，对人性的善恶始终存有争议，既有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之说，又有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之见，究竟孰是孰非？

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人性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两种力量是共同存在的。学佛就是要开发生命中善的力量，使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和善法相应，使我们的慈悲念念增长。

《华严经》中有一著名的偈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当年，白居易在向鸟巢大师问法时，大师正是以此偈作答，可见其重要意义。佛法固然博大精深，但在具体行持中，又要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

声闻乘强调持戒，即「诸恶莫作」，事实上，持戒本身就是一种行善的方式。如果每个人都能不杀生，我们就不必担心受到他人的伤害；如果每个人都能不偷盗，我们就可以夜不闭户；如果每个人都能不邪婬，就少了许多家庭纠纷；如果每个人都能不妄语，我们就不必担心上当受骗；如果每个人都不饮酒，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很多悲剧就可以避免。

而菩萨乘更强调「众善奉行」，不仅要以持戒来利益众生，还要积极行善。善事不论大小，凡是自己能够做到的，都应随分、随力、随时去做。像观音菩萨那样「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只要众生有困苦，就积极主动地为人分忧解难。对所有众生都视如己出，无有分别，众生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众生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不求回报，不论得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佛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

4、佛教徒要积极完善人格，济世度人

我们要像佛菩萨那样去济世度人，首先必须完善自己的人格。而完善人格，又必须从克服自身的烦恼做起。

众生之所以流转生死，是因为生命中存在着很多烦恼。烦恼是来自于生命的内在，而客观条件只是造成烦恼的外缘。面对逆境是否生起烦恼，与我们的观念和修养有关。一个没有贪欲的人，欲望不会成为他的牵挂；一个没有嗔恨的人，嗔恨的不会在他心中发芽；一个没有愚痴的人，无明不会遮蔽他智慧的眼睛。

学佛是一项生命改造工程，佛陀是圆满了断德、智德、悲德的觉悟者。所谓断德，就是断除人类无始以来的贪瞋痴杂染。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本有的清净自性才能得到显现，人格才能得到进一步完善，而这正是济世度人的基础。

行菩萨道，不仅要说法度人，更要以自己的德行和实际行动去感召他人，让所有人感受到菩萨的慈悲和智慧。菩萨的心量是常人难以度量的，菩萨在行布施时，不仅要施舍财物，甚至要献出自己的生命，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布施如此，六度万行莫不如此，为了众生的利益，牺牲一切都在所不惜。所以说，真正行菩萨道就意味着彻底的奉献。这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要尽未来际无有间断，广度众生无有疲厌。

综上所述，作为佛弟子，就是以佛菩萨为榜样，以佛菩萨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明确人生目标的前提下，积极追求真理，传播真理，从这个意义来说，佛教徒的人生态度无疑是积极的。

二、悲观乎？乐观乎

生活中充满著悲欢离合，并由此引发我们的喜怒哀乐。当我们处于顺境时，会因事事如意而情绪高涨；当我们处于逆境时，又往往因困难重重而情绪低落，我们的心总是随着外境的转变而起起落落，时而悲观，时而乐观。

一、悲观、乐观究竟是什么？

悲观和乐观是我们对待现实生活所表现出的不同情绪。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悲观的人往往只看到其中灰暗的一面，随时担心失败，因此宁愿不去尝试任何新生事物，尤其遇到困难时，悲观会使人沉溺在挫折中无法自拔；而乐观的人，则会努力寻找其中所蕴含的光明面，从而激励自己坚持不懈地努力。

曾经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做悲观，一个叫做乐观。他们的父亲希望能够改变一下这样的状况，所以，给悲观的孩子送了一屋子玩具，又给乐观的孩子送了一屋子马粪。第二天，他去检查他的试验结果时发现，悲观的孩子依旧愁容满面，所有的玩具连碰都不曾碰过，因为他害怕把它们弄坏了。而乐观的孩子呢，则在马粪堆里玩得不亦乐乎：「父亲，您一定在里面藏了什么宝贝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人生从一张白纸开始，其后发生的每一桩事渐渐在白纸上绘满了轮廓：我们的经历，我们的遭遇……悲观者总是在生活中寻找缺陷和漏洞，所看到的是满目的黯淡；而乐观者则会从中发现潜在的希望，发现亮丽的色彩。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莎翁戏剧，既有情节欢快的喜剧，又有结局凄惨的悲剧。悲剧与喜剧的诞生，既是现实人生的真实写照，又在客观上反映了人们对待生活的不同认识。

二、悲观、乐观的产生和表现

人生有悲有喜，但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反映还停留在生活表层，没有深入挖掘苦乐产生的实质。

悲观、乐观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对于一般人而言，往往和性格及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

乐观主义者，或者由于天性比较开朗，对什么事情都想得开，看得淡，重视过程多于结果；或者由于对人生无知，没有远大的理想，得过且过；或者由于出生优越，一生不知愁苦，对任何事情都充满自信；或者认为科学至上，对人生抱着必胜的信念……但这几种情况下产生的乐观，基本都属于盲目的乐观。

而悲观主义者，或是因为对自己缺乏信心，被怀疑束缚了自身的发展；或是因为性格的缺陷，对社会及世界取对立的姿态；或是因为长期生活在逆境中，理想无法实现，自我价值无法得到体现，从而失去生活的信念。

但悲观和乐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芸芸众生中，绝对的悲观者或是绝对的乐观者都只是少数，大部分人会随着环境的改变、阅历的丰富，在悲观和乐观之间不停地摇摆。

虽说乐观的人相对要豁达一些，对社会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只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若将人生比作河流，这河流中处处隐藏激流和暗礁，谁也无法预料明天等待着他的是什么，突如其来的重大挫折和打击往往会使人变得意志消沉，转而成为悲观主义者。

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世界充满著矛盾和痛苦，充满著疾病和战争，一些哲学家对人生进行深层之后，看不到人生的价值，找不到人生的前景。他们认为人生是虚幻而没有意义的，生命的本质是痛苦的。

叔本华和尼都是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叔本华说：「对于人生来说，所谓的幸福，是意志达到目的的状况，而意志在追求目的时受到的压抑则是痛苦的。所以，人生的幸福是暂时的，痛苦是经常的。因为人的追求没有最后的目标，人的欲望永远无止境。」

对欲望的无止境的追求，决定了人生的痛苦。一旦追求实现了又会如何？是否会带来永远的快乐？遗憾的是，人类从来都是向往得不到的东西，一个欲望得到暂时的满足，新的欲望紧接着又会产生。社会在发展，人的欲望也随之不断提高。如果没有追求又如何呢？就容易对人生产生厌倦，所以人总是在追求和厌倦间痛苦地徘徊著。

人活着，暂时的价值当然是有的，尽管每个人的追求不同，成就不同，但在为自身谋取生存的同时，总会或多或少地对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但这就是人生的终极价值所在么？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以死亡来衡量，人类的一切奋斗和努力都是徒劳。历史上多少叱吒风云的人物，一旦死后，丰功伟业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即使权倾一时，即使富可敌国，即使名满天下，这一切在死亡面前又显得何等苍白？

从个体生命来说，要面对死亡；从国家民族来看，也会经历盛极而衰乃至消亡的过程；即使我们居住的地球，寿命同样是有限的。面对着终将消失的世界，我们努力的意义何在？　因此，庄子早在两千年前就发出了「人之生也，与忧俱来」的哀叹。因为世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依旧摆脱不了对悲观主义的感慨和思索。

相对悲观主义论调而言，唯物主义者基于入世的原则，基于生而为人的自信，提出了较为乐观的论点。康有为即针对庄子的论点批驳说：「吾则以为，人之生也，与乐俱来。生而为人，诸天之物威备于我，天下之乐孰大于是！」西方的哲学萨特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人实在就是这样一种东西，通过它，价值得以出现于世。」尽管乐观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的作用，但它的片面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乐观主义的进步观有两大支柱，一是进化论，二是经济决定论。进化论将弱肉强食作为自然界发展的必由之路，由此演变而来的社会进化论，则将先进文明的对落后文明的征服作为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乐观主义者所幻想的进步是着眼于科技的发展，随着工业文明的普及，人类的物质生活固然得到了提高，但并没有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内心困惑，甚至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因此，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大多数抛弃了经济决定论的信仰，可见，我们现有的乐观主义，依旧是轻率而不究竟的。　

三、佛教是悲观的吗？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佛教是悲观的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世人的生活方式来衡量，佛教徒与世无争，不去追逐世间的功名利禄。尤其是出家人，过著简朴、淡泊、少欲知足的生活。

其次，佛教说人生是苦，这在世人看来无疑是悲观的。在人们的心目中，苦就意味着失败和挫折。因此，人们总是以各种方式试图摆脱人生面临痛苦，将希望寄托于对财富和事业的追逐。其实佛教所认识的苦，是佛陀对人生实质的。佛陀昔为太子时，外出郊游，见农夫在烈日下埋头苦干，大汗淋漓；耕牛颈上勒著粗绳，稍一迟缓立遭鞭打，以致皮破血流；犁铧翻出的小虫，又被飞鸟争相啄食，生存的残酷使一切生命都陷于普遍的苦难之中。而每个人必然要经历的生老病死之苦更是难以幸免的。

除了观人生是苦，佛陀还要我们时时「念死无常」，这在人们的眼中，也是悲观消极的表现。我们平时总是忙忙碌碌，不敢让自己闲下来面对我们的内心。人在年轻时可以寻找很多乐趣来弥补内心的空虚，但现实终究要去面对的，人生的终点是什么？不是我们毕生追求的名利和享乐，而是任何人无法回避的死亡结局。请问明天远还是死亡远？生命是脆弱的，我们谁也无法保证自己可以活到明天，但在我们颠倒的观念中，我们总是拒绝将死亡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不愿接受对死亡的正确认识。

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很容易对佛法产生错误的理解。很多人学佛后执著于空，把世界看得很虚无，对人生的种种努力都觉得毫无意义，从而产生悲观情绪。这也是世人对佛教形成误解的原因之一。

四、中观的人生态度

那么，佛教徒究竟应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认识世界？准确地说，佛教徒并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中观，即不偏不倚的人生态度。

为什么说佛教徒不是悲观的？因为学佛修行的人，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对未来充满信心，所以佛教徒不是悲观的。在民国年间的人生观大讨论中，先生提出佛法为人心建设的准则，认为佛教不仅是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盖应于此时代要求之一良药」。因为菩萨的救世精神正是积极精进的体现，基于此，他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标举佛教「乃兼善而非独善」，「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

为什么我们又说佛教徒也不是乐观的呢？因为生命的前景虽是光明的，但现实不容我们乐观。

首先，人生的实质是苦。这在佛教的诸多经典中都有说明，如三苦、八苦乃至无量诸苦，大千世界不过是迁流不息、变化无常的苦集之地。世人由于无明，所认为的幸福往往停留在事物表面，不曾触及到幸福背后所隐藏的真相。我们以结婚成家为幸福，不知这正是束缚的开始；我们以生儿育女为幸福，不知这正是牵挂的开始；我们以事业有成为幸福，不知道这正是争斗的开始……面对人生的现实，我们无法乐观。

其次，我们必须正视生命的无常。生命是脆弱的，众生在生老病死中沉浮挣扎，随时都会被淹没。而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又没有把握，生时尚且不能做自己的主，一旦死亡来临，更没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人。

第三，我们要看到轮回的现实，只要生命中还有痛苦和烦恼，将永远在六道中生生不已地流转。即使来生能够继续做人，能否生在有善知识的地方，能否听闻到佛法，都是未知数，所以，生命的去向不容我们乐观。

同时，我们还必须正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污浊和罪恶，在这五浊恶世，天灾人祸不计其数，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已经被人类的贪欲破坏得满目苍痍，无量有情都在生死苦海中挣扎。面对这严峻的现实，我们也实在无法乐观。

什么是学佛者应有的中观的人生态度呢？　

佛教徒要在智慧的观照下如实观察，如理思维，正确认识和了解世界的光明面和阴暗面。既看到人生存在的痛苦，又对通过修行所能抵达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了解人生的真相是为了离苦得乐。佛陀帮助我们正视人生的痛苦，并不是要我们回避痛苦或被动地接受痛苦，而是要进一步找到痛苦的根源，从根本上断除痛苦。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无助地沉溺在痛苦之中，才能积极坦然地面对人生，运用佛法的智慧去改造生命，改善社会。

社会上的人普遍认为出家人是禁欲主义者。所以，年轻人听到学佛不免有几分畏惧：学佛后能否结婚？能否继续常人的生活？似乎学佛后就要到深山里与世隔绝，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拥有，不能享受，很多人因此对学佛望而生畏。其实，这也是错误的理解，佛教并不提倡一味的禁欲。

现代人认为，信佛修佛的人，多是因遭遇不幸，或姻恋失败，或是要解决身体疾病，所以李叔同的出家原因，百年来众说纷纭。 人们无法理解，正值事业巅峰、一生富贵的他，为什么要义无反顾遁入空门？

李叔同被称作所谓“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早慧的“神童”

1880年9月23日，李叔同生于天津名门望族。他降生之日，一只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人们都说这是佛赐祥瑞。其父李筱楼当时已是68岁，老来得子，非常高兴，给他起名文涛，字叔同，他排行第三，小字三郎。李叔同的母亲王氏，是李筱楼的五姨太，当时是20岁。

李叔同的父母都信佛。李筱楼名世珍，祖籍浙江嘉兴，曾中头名进士，与李鸿章、吴汝伦并称清朝三大才子。他官至吏部主事，致仕后经营盐业、兴办银庄，终成津门巨富，与当朝仕宦多有往来。晚年李筱楼尊崇王阳明理学，信仰禅宗佛学。他乐善好施，曾创办慈善救济团体，开办义学，有“李善人”之称。

幼年李叔同即受佛教薰染，5岁时，家里延请高僧为病重的父亲诵《金刚经》，唯李叔同能入内室，与其父同聆佛法。

李筱楼死后，李鸿章亲自为其祭仪点主。灵柩在家停放七日，众多和尚昼夜诵经，此事给小叔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幼时他与弟弟的游戏，便是学和尚做法事，“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李叔同的大娘郭氏及长嫂，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曾教叔同念诵《大悲咒》等佛经。

聪慧异人的李叔同，学舌时就跟着老父摇头晃脑地背诵对联了；6、7岁时，他攻读《昭明文选》，琅琅成诵；8岁读四书五经，他过目不忘；13岁临摹历朝名家碑帖，他就以篆刻和书法闻名，被人称作“神童”。

然而，人生的苦空，李叔同过早就感受到了。15岁时，他就写下：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

16岁，李叔同考入辅仁学院学习八股文。枯燥的八股他写得文斐然，常得嘉奖。八股文章试卷格式严谨，文字必须写进印好的方格之内，但文思泉涌的李叔同，书难尽意，便觉纸短文长，常常一格之中夹写两字，于是就有了“李双行”的外号。当时他还师从名家学习传统的诗词及篆刻方法。

少年的李叔同比较叛逆。他沉迷当时被称为“贱业”的戏曲，喜欢唱戏、客串，还为心仪的坤伶捧场，甚至陷入迷恋而未果。

18岁时，李叔同与门当户对的俞家女成婚。这是母亲为他聘娶的天津茶商之女，后为他生下三个儿子（一子夭折）。

当时的社会风气认为，传统文化难以立国，受此影响，李叔同仰慕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哥哥从家产中拨出巨资供其置家，李叔同首先就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无比兴奋，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表其志。变法失败后，他一度被怀疑为同党。1898年10月，李叔同带着母亲与家眷迁居上海，租住在法租界。

“二十文章惊海内”

到上海以后，这位19岁的津门才子，以年少鲜有的才华及桀骜不羁，很快驰名上海滩。每写文章，他必定“技惊四座”。多年以后，李叔同以一句“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概括了这个时期的状态。

他与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许幻园、文人袁希濂、儒医蔡小香、名士张小楼，结成“天涯五友”。这志趣相投的五人，相互酬唱，宣扬民权思想，品茗论艺，沉浸在琴棋书画、风花雪月之中，享受着风流倜傥的快意人生。

1901年，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经济特科班，与黄炎培等人师从蔡元培。南洋公学的办学特点是中体西用，他接受了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也吸纳西方文化。他的英文成绩是甲等，被评为“口齿清楚，文法娴熟”，对日文他也略有掌握。

当时李叔同最喜法学，曾写过名为“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的论文，读书时期还翻译了法学著作《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两本书出版后在当时影响很大。

期间，李叔同曾报名应试科举，答卷针砭时弊，自然名落孙山。三场均未考中，仍回南洋公学就读。

1902年罢课风潮，蔡元培辞职，为了支持，李叔同等很多同学都主动退学。后来他参加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说会，提倡移风易俗，探讨所谓“新文化、新、新道德”。

1905年李叔同创作《祖国歌》，一经发表即风靡大江南北，广为传唱。之后他出版了《国学唱歌集》，以《诗经》、《离骚》、唐宋诗词等为歌词，富有传统文化内涵，显示了他深厚的“国学”底蕴。

李叔同宣传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编写了《文野婚姻新戏剧本》；他将新思想新知识融入戏曲，创作了《黄天霸》等京剧戏目。他亲自上场，从小生唱到老生，赢得满堂喝；他与上海书画名家一起办《书画报》，名声大振，成为上海的书画名流。

丰子恺描述过当时李叔同在上海模样：“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

“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这是李叔同对自己当时状态的写照。这位富家公子哥，家在上海有钱庄，出手阔绰，年少轻狂。除与文人往来，还常与歌郎、艺妓交际，为之写歌赋诗，极具纨绔之风。

烟花柳巷，声色犬马，这种寄情声色的游戏人生，虽如鱼得水，他自己也是有担忧的，22岁的李叔同写信给许幻园：“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

留学日本，学习西方文化

1905年四月，母亲王氏病重，李叔同速延请名医，未能奏效，因上街置办棺木，没能亲自送终，成为憾事。其母当时只有45岁。

悲痛欲绝的李叔同扶柩回津，为母亲举行了西式丧仪。追悼会上，家人不穿白色孝服，全部改穿黑色服装。不用锣鼓唢呐，李叔同用西洋的《弥撒》为母亲填挽歌，自弹自唱。

母亲死后，李叔同一度改名为“李哀”，自言“看破一层世相”，“幸福时期已经没有了”。然后将发妻和两个儿子托付给二哥，自己远走日本留学，学习西方文化。

到了日本，李叔同入乡随俗。那时还是大清，他就立即剪掉辫子，改成西方最时髦的三七分。戴没脚眼镜，脱下长衫马褂，换上西装、尖头皮鞋。没多久，他便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日语了。他花巨资在东京上野租私人洋楼，装修成文艺气息浓厚的宅子，取名“小迷楼”。

李叔同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接受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同时就读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与作曲。学习钢琴时，他不惜动手术，以拉长手指的距离。后来他出版发行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李叔同还研究戏剧，与同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在东京为中国两淮水灾募捐，义演《茶花女》时，他男扮女装，成功反串了茶花女，其优美婉丽，被称超过日本。在《黑奴吁天录》的演出里，他还一人饰男女两个角色。

留学日本五年，李叔同大量接受西方的现代艺术，身体力行实践西方现代思想，其个人生活也是反传统的。期间，他与一日本自由恋爱，并且成婚。

回国任教

1910年，31岁的李叔同带着日籍夫人回国。不久他带着日籍夫人去上海居住，原配夫人及两个儿子被他留在了天津。

他被南京高等师范聘请做图画、音乐教师，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教书期间，他加入西泠印社，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

至友、同事夏丏尊说：“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李叔同的案头书，是一本明代刘宗周的《人谱》，在封面上，李叔同写了“身体力行”几个字。他常拿书中古贤人的嘉言懿行教导学生，自己也行不言之教，做事极致认真，一丝不苟，连走路他都目不斜视。

此时的李叔同，脱下洋装，换上灰色粗布袍、黑布马褂和布底鞋，金丝边眼镜也换成了黑色钢丝边眼镜。他对艺术的理解开始回归正统，走回儒家文艺理念。他认为文人修身，重于修艺，艺德重于技能的训练。“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行必高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个文艺家如果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器识，就是指修养与境界。李叔同将“艺德”的养成，作为培养学生的基本准则，“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他培养学生的最高目标是“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依循传统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李叔同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认为音乐对人的性情有非常大的陶冶作用，他倡导“以美淑世”的美育理想，认为艺术有提升道德的力量。

李叔同大胆引入西方美术、音乐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绘画及音乐韵律，尝试中西艺术的融合。他以学问和人格折服了学生和同事。他每月寄钱给刘质平，资助他在日本的留学费用，直至他学成，而且不求偿还，还叮嘱刘质平不可告诉他人。做教师的七年里，他先后培养出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众多名人。

在美术领域，李叔同创造的诸多第一，改变了中国美术史。他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创作、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他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创下当时国人研究的第一。

李叔同是将西方戏剧引入中国的先驱，也是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他最早将西方乐理引入中国，最早介绍西洋乐器、引进五线谱，最早在国内推广钢琴音乐；他作曲作词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三声部声乐作品；脍炙人口的《送别》，借鉴西方乐曲的同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歌词意味深远，充满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意境。

这位学贯古今，融汇中西的全才、通才，在事业渐趋登峰造极中，内心却无处为安。在李叔同看来，文艺还是属于“术”的范畴，文艺再好，也只是末枝小道，不是终极真理。而人生的无常、生命的倏忽，却是旖施绚丽生活中不可回避的本质。

绝尘而去 剃发为僧

1916年，李叔同期到杭州虎跑寺断食，开始是想借此疗治长期折磨他的神经衰弱症。期间的一些神奇体验，让他悟到很多东西，同时他也接触了很多佛经，对名利情执的虚妄，有了进一步了悟。第二年，李叔同又去听法，自己改名为“李婴”， 示脱胎换骨之意。

1918年，他黄历新年期间在虎跑寺度过，成为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回校后虽照常教课，但茹素诵经，世味日淡。

1918年黄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将多年视若珍宝的藏品，包括书籍、字画印章、折扇、金表等都外赠或销毁，然后到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正式剃发出家，那时他39岁。

其实出家前，李叔同曾借喻荷花，抒怀“昏波不染，成就慧业”。也曾致信刘质平，“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那时朋友都以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一般的文人雅士也常作此言，没想到他是当真的。

黄炎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李叔同与日籍夫人的诀别：弘一出家后，日籍夫人从上海赶到杭州，通过两位朋友去找丈夫。“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弘一写信告知天津家人自己出家，让家人也吃斋念佛，还嘱咐两个儿子用功读书。天津家人常给他写信，弘一信都不拆开，托人在信封后面写：“该人业已他往，均原封退还。”原配妻子俞氏，不到50岁病故，当时家人给弘一写信报丧，也没收到回复。后来，有人发现，弘一法师曾为亡妻抄经回向。

李叔同的同事姜丹书，曾与出家前的李叔同有过一段对话：

姜丹书：“你想出家？”

李叔同：“是的。”

姜丹书：“为何？”

李叔同：“无所为。”

姜丹书又问：“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

李叔同 “譬患虎疫死，将如何？”

如若患暴病而死，或者霍乱来了，即便内心难舍妻子儿女，又有什么办法吗？

绝尘而去，绝不回望张顾，李叔同如此了断世缘，与他纯粹的出家目的有关。他的禅房里，自书“虽存若殁”四字。在他看来，出家就是为了生死大事，妻儿、朋友的情缘均可以断。短暂的人生中，亲人早晚是要分别的，大限总要到来，出家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

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名副其实的苦行僧

出家早年李叔同几乎不见客，除了讲经，对殷勤求访者，他以一句“老实念佛”回复，不多发一言。

夏丏尊曾见，弘一与众多和尚挤在一间拥挤的禅房里，然后于河边水，以鲜竹漱牙，毛巾破如抹布。夏丏尊要给他换一条新的，弘一说：“哪里，还受用着哩，不必换。”在他看来，破烂的席子、毛巾，萝卜苦咸菜，都好，一切都好。

他双目低垂，脸容肃穆，过去那个生活讲究精致、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苦行僧。房中只有一张板床。外出云游，也是一席一被一伞，有时自己还挑行李。洗衣缝补，他全都自己动手。每日黎明即起，冷水擦身，但凡染病，从不经意。他患病在床，有人前往问候，他说：“你不要问我病好了没有，你要问我佛念了没有。”

弘一严格持守最严谨最刻板的律宗戒律，成为恪守佛门“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典范。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也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等，因为其价格比其它素菜要贵很多。

1924年，弘一求见印光，被概不见客的印光拒在山门之外，他从天明等到日暮，终于见到印光，与之同修了七日。这七日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的修行生涯。弘一悉心研究已中断700余年的律宗，撰写著作，躬行实践。后半生里，他不辞劳苦云游各地，四处弘扬律宗。

每前往讲律，行前弘一都约法三章：不为人师，不开欢迎会，不登报吹名。为防人接船，有时他还特地临时改搭他船。除讲律外，他闭门谢客，等高官都难以请到他。晚年弘一在福建讲经，忽然接到一少年来信，指责他忙于交际应酬。弘一反省自己，深感惭愧，当即回信表示：“即当遵命闭门精修，摒弃一切。”

1937年底，厦门轰炸不断，弘一集众演讲，尽力助众生渡劫。他弘法闽南，时值厦门陷落，好友劝他去内地避险。他作偈曰：

亭亭菊一支，

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

殉道应流血。

非佛书不书 非佛语不语

出家之后，弘一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他认为“耽于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毅然割断自己曾醉心的话剧、油画、西洋音乐等艺术。原本他诸艺俱废，后来还是保留了书法，因为可以“写佛语结缘利生”。弘一最常写的就是“以戒为师”，也常写：“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弘一的书法，敛神藏锋，大巧若拙，已经是一种心灵的迹化了。他下笔一丝不苟，不矜才使气，不激不厉。刘质平回忆说，弘一写字书极慢，五尺整幅要写两个小时方成。

在谈写字方法的演讲中，弘一曾对僧人说：“倘然只能写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苛民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都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

他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李叔同被称作所谓“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他一生富贵，漫天才情，内心却有着无处为安的苦闷，这是执于现实的人很难理解的。“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当然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当人们还在感叹李叔同绝伦的才华时，他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诗歌及荒唐的生活，全部做了彻底的否定。1923年，西泠印社印了一本他的《漱筒诗集》，被弘一斥之为“多涉绮语，格调也卑，无足观也”。绮语，指轻浮无礼、不正经、令人邪思之言；1929年，开明书店请弘一写字模，开始他应允了，后又反悔，反悔的重要原因是：有些字，出家人书写甚不合宜，如刀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极秽之字……

弘一不断省察自己既往的“放浪无赖”，他曾对丰子恺说，自己出家之前，一味地书呆子气，人情世故什么的一点儿都不懂。在《最后之忏悔》中，他写道：“我从孩提起就一直造恶，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无甚区别……”

60岁的时候，弘一用一句“不堪回首”，概括自己从幼年以后的种种经历，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在那个普遍排斥传统、排斥宗教信仰的大背景下，弘一宣说：佛法非迷信，佛法非宗教，佛法非哲学，佛法非违背科学。他出家不是因为厌世，也不为避世，实在是因为参透了人生。既然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荣华富贵、旷世之名声，或者子孙家业，更是身外之物。世间学术、绘画音乐等文艺，也不过是暂时的虚幻美景，而返本归真、追究终极真理，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

出家后，李叔同那因无常世事而躁动的心，终归于安宁。

“这个世界，我总要来。 ”

1942年春，弘一前往灵瑞山讲经， 不久住在温陵养老院，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大众讲经 ， 并向院中老人讲说净土法要 。黄历二十三日，弘一示现些微疾病，但拒绝医药、探视，只是专一念佛。

二十七日，弘一绝食，只饮水。二十八日，他写好遗嘱，交代妙莲法师负责后事。九月一日下午，弘一在一张纸上写下“悲欣交集”，交给妙莲法师，并嘱咐：如在助念时，见我流泪，并非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悲喜交集所感。他还特别叮嘱，当他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防止蚂蚁爬上来，这样在焚化时，可以避免损伤蚂蚁。他自认自己福气不够，说火化时，“不必穿好衣服，只穿旧短裤，以遮下根而已。”

说完，弘一默念佛号不辍。临终前，弘一法师还说了这样话：“这个世界，我总要来。”“释迦牟尼佛与我们这个世界有不尽的因缘，我们与未来的世界亦然。”

四日戌时（晚上7点至9点），弘一右胁而卧，安详圆寂，终年63岁。这天是公元1942年10月13日。

第二天一早，夏丏尊收到了弘一的一封信：

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日期是嘱人后填写）。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音启。

“悲欣交集”通常的解释是，一面欣喜自己的解脱，一面悲愍众生的苦恼。

出家28年，弘一法师最后的遗物，是一件百衲衣、少量衣被和一把雨伞。百衲衣上的二百多个补丁，都是他亲手缝补的。

弘一法师圆寂后七天，尊其遗嘱：“龛用养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荼毗后，获舍利子一千八百粒，舍利块有六百块。

弘一法师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世祖，与印光、太虚、虚云并称为“民国四大高僧”。

参考资料：

《李叔同全集》

夏丏尊《生活的艺术》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

姜丹书《弘一大师咏怀录》

欧七斤、盛懿《出旧入新：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对李叔同的影响》

陈海量、姜丹书等《弘一大师永思集》

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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