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司马迁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成为生活的强者,以血和泪撰写成了什么巨作

美好瞬间 2024-10-06
导读《史记》,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

《史记》,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汉代司马迁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成为生活的强者,以血和泪撰写成了什么巨作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

<史记>简介

司马迁的事例: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扩展资料:

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是非常积极,非常壮烈的,这贯穿在《史记》的各个篇章、人物、上。扩而言之,说《史记》全书就是对司马迁本人的人生观、生死观的深刻阐释,也未为不可。试从几个方面看:

司马迁认为:人生一世,应该不失时机地艰苦奋斗,以期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一番贡献,扬名声,显父母,使自己列于“立德、立功、立言”的士君子之林。

《太史公自序》在表述《史记》选择什么人入“列传”时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毫无疑问,《史记》所敬佩、歌颂的都是轰轰烈烈,为社会、为人世作出了突出贡献,或是在“立德”、“立言”上有突出表现的人。

在司马迁笔下,不只他所敬佩的人是如此艰苦奋斗,勇于事功,即使那些受他批判的人也几乎都具有这种积极奋斗的精神。如李斯人生哲学的要义就是“得时勿怠”,就是“因瑕衅而遂忍之”。

司马迁这样看别人,也这样要求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又说:“君子鄙没世而文不表于后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的话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感于时代的要求与父亲的教导,立志要继孔子之后写第二部《春秋》。志大才疏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司马迁的认识也难免有不少偏颇,但不可否认,这里所表现的那种积极入世、艰苦奋斗、勇于建功立业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人类社会正是靠着这种锐气、力量,才得以不断前进,如果都像庄周那样把一切都看穿了,都去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潇洒,那人类社会还能有什么创造,有什么进步呢?

人民网-司马迁的人生观与生死观

什么是《史记》?

史记

史记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一本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者与成书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周末曾为铁官,秦惠王灭蜀的大将司马错就是司马迁的先人),司马谈继承先人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随行,于路重病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第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办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第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蓻”。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内容

《史记》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皇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共分成〈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细分成一百三十个章节。其中,〈本纪〉是“天下”统治者的事迹,〈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次序或历史动态,〈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至此以后,尚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著仿效该体,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用的主流写作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至于文章内容,《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

《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有些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为了完成《史记》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有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项羽、刘邦、汉武帝;有家喻户晓的朝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有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其他节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辩型的有张仪、苏秦、郦食其;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优旃等等。他们千姿百态,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有一百多个。

《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鲜明的个性。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我想只要我们细心地把《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列传》中有关“完璧归赵”“渑池会”“易水送别”“秦庭惊变”等情节、场面的具体描写分析一下;把《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有关项羽、刘邦、张良等人物的对白分析一下,我们会深深为作者那种出神入化的匠心独运所倾倒。《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相峙于荥阳时,项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吾趾!’”这对刘邦那种绝顶聪明,那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迅速而自然的随机应变,而同时又是“恢宏大度”、好骂人、好调笑的性格是多么生动的刻画!当项羽被围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的时候,他“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与?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此话可谓道出了《史记》文学性的某些重要诀窍。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我说《史记》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似乎有一种飞跃性的超前的成熟。

《史记》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抒情性。《史记》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长,而通篇像一首诗,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就是这样的。但《史记》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于作品的夹叙夹议,以及融浓厚的爱憎感情于叙事、描写之中。如《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就是这样的。整部《史记》是一曲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部饱含作者满腔血泪的悲愤诗。鲁迅曾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史记》的主观色彩与其抒情性,在历朝“正史”中是最浓厚、最突出的。

《史记》的出现,确定了我国古代传记的基本格局,诸如思想方面的以史为鉴,富有教化作用;形式方面的篇幅短小,强调表现人物性格,而不在堆砌材料的多与全,以及语言的精美、抒情等等。而《史记》写人物、写故事的方法则又给我国后世、戏剧以深刻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写史的,我该从哪本入手?为什么呢?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 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绩;“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 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 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 《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 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传记. 《史记》的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各异的雕像。 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等各种人物的风,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编辑本段后世评价

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

: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时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对我的影响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写史的,我该从哪本入手?为什么?

要想知道从哪本入手,首先要了解《资治通鉴》和《史记》的主要异同之处。

两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不同点:

一是作者及成书的时间不同:

《史记》是司马迁在西汉时期完成的,而《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北宋时期主编的。

二是内容和体裁不同:《史记》是纪传体通史。 以人物为中心,记述重大的历史。

《史记》原名《太名公书》,作者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人民性。它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方面,作了大胆,深刻的揭露。如《酷吏列传》反映官史的残暴,即使是封建帝王身上的劣质,如汉高祖的无赖和权诈、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和迷信鬼神,也都用不加讳饰的笔调给予尖锐抨击。书中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有广泛而生动的描写,特别是对于下层人民的才智功德作了鲜明的肯定和表彰。《陈涉世家》专门为农民起义领袖陈涉立传,高度评价了他在推翻秦王朝统治中的?首事?之功。《刺客列传》歌颂荆轲、聂政等刺客的抗暴精神。《魏公子列传》里着重赞扬了侯嬴等市井之民的才智和侠义。《货殖列传》则通过商贾活动的描述,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古代经济史料。

《史记》中具有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文人、游侠、倡优、医者、卜者等,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各类人物形象构成色彩斑烂的巨幅社会生活画卷。

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史记》中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项羽、刘邦、荆轲、蔺相如、信陵君等,给人以巨大的感染力。《史记》叙事特点:体例完备,史料翔实,叙事简洁,文笔生动。所以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就是按照时间先后,记述重大的历史。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资治通鉴》主要以时间为纲,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全面总结了历朝历代的政治智慧,展示了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曾经出现的诸多王朝兴衰交替的沧桑历史,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历史发展的规律。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书名。由此可见,《资治通鉴》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三是著作的内容及著书出发点不同:《史记》除了历史价值之外,文学价值也很高,用的是散文化的笔法。《资治通鉴》编撰的目的主要是为皇帝提供借鉴和参考,所以叙述的主要是重大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

四是思想观点及叙事侧重点:

《资治通鉴》是官修史书,可以认为是朝廷简编读本,政治方向正统。《资治通鉴》以权为核心,每一个小故事讲的都是权力斗争,围绕着权力来展开情节。很多读者认为《资治通鉴》讲的都是帝王之术,意在告诉后世的皇帝,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皇帝,而要当好皇帝就得知道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意在提醒人们滥用皇权的下场,要对权力有敬畏之心。《史记》是私人修史,多以人为核心,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作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不虚美,不隐恶?。可以说是《史记》重在写人,《资治通鉴》重在说权。《史记》侧重于人物个人命运的思考。《资治通鉴》更多的是探讨国家,群体的兴衰,它并不回避历史的黑暗和血腥。

相同点:都是正史;都是后人修撰描述前代历史的史书;文学价值:这两部书都文笔生动,语言简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内容:都是通史,内容却都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为后世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书面材料,修史态度都极为严谨,对后世修史的影响都非常大,是珍贵的史料。

在自己的一生中,我读过印象最深刻,对自己人生最有指导意义的一本书,就是《史记》。

《史记》贯穿经传,整理诸子百家,纂述了纪元前千余年的历史文化,对自己学习历史,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帮助特别大。

自己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史记》,开始读《史记》时,并没有从头至尾一直读,而是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读。读后能留下印象的主要是一些人物。象伍子胥、苏秦、吕不韦、李斯、张良、韩信等等。

这些人物对自己世界观的形成发生了重大影响。比如苏秦在外游历多年,结果没有什么成就,回到家受家人讥笑,从此埋头攻读《阴符》;李斯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后,引发的感叹;吕不韦把子楚像稀奇货物一样囤积起来的思想;韩信因理想远大忍受胯下之辱的气度等等,都对自己世界观的形成,人生观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进入社会之后,我仍然不断的研读《史记》。《史记》我读过好几种版本和译文,好殆《史记》是以人物为主体的传记通史,无论从那里开始读,都不影响对《史记》的理解。这么多年,对自己来说,是《史记》不离手。

有时候对“本纪”感兴趣,了解一些帝王的生平;有时候对“列传”感兴趣,读一些人物传记,从这些人物身上,学习一些有用的东西。渐渐地,司马迁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就对自己产生了影响。

《史记》决不是简单的记述历史,司马迁的评述是相当深刻准确,而且能直接影响读者。这对于自己开拓眼界、增长知识、提升修养、坚定信念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帮助。

特别是《史记》中的“表”、“书”、“世家”这些章节,对一个人提升修养非常有启迪作用。

比如《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第一中的这段话:“(译文)人如果只是重视自身生命的苟全,而不知道名誉节操的重要,这样的人一定不能保全其生命;人如果只是重视苟得之利,而不知道礼义的价值,这样的人也一定会蒙受灾害的;人如果一味地懈怠懒惰,不能以礼自持,反以为这是安逸舒适的享受,这样的人一定会遭遇到艰难危险的;人如果过份地恣情任性,不顾礼义的规范,反以为这是放任自然的行为,这样的人终究会落到毁情灭性的地步。”这段话,不仅告诉人们圣人用礼义教育人,可以使人的理性和情性兼得,而且对于重视礼义的儒家思想也是一种肯定。

不仅如此,《史记》语言言简意赅,含蓄隽永,其作品中的政治理想、主张、道德观念、是非标准等等,都可以对读者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读一本好书,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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