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

苏轼（1037～1101）

中国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 ，一字和仲 ，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生平与思想 苏轼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嘉佑元年（1056） ，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 ，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 、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

元佑元年（1086） ，旧党执政 。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 。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 ，新党得势 ，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属海南）。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卒于常州 。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琲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 。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诗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 ，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 。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这类诗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 ，苏轼还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

词 在北宋词坛上 ，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 ，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 ，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 ，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在词中，他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

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 听颖师琴诗 》，?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

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 。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 ，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文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 ，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

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 ，如《石钟山记》 、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 ，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

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文与可篔鱓谷偃竹记》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

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

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苏文、苏词等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书画及学术著作 苏轼对书画也很擅长 。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苏轼画真迹，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

作品版本及注本 苏轼诗文集合刻本有明成化程宗《东坡七集》本。包括附录的《年谱》，共112卷 。有清末端方校印本、《四部备要》铅印本。

从宋代开始，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较著名的诗注有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由孔凡礼点校的《 苏轼诗集 》。文注有南宋邱晔编注的选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明末茅维的《东坡先生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词注有近人朱祖谋的编年本《 东坡乐府 》和今人龙榆生的《 东坡乐府笺》。

诗词答崔主簿问，兼简温上人 年代：唐 作者：韦应物 这诗主要是表达什么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 人。是北宋时诗坛成就卓越的大家，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是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因讥讽朝政被贬任杭州通判；历徙湖州、黄州、常州。哲宗嗣位，召至京师，任中枢舍人。后又与司马光面争新法「不可尽改」而出知杭州。后又因晰宗亲政启用新党，苏轼又被一贬再贬，之贬到海南，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北返时在常州逝世。当时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享年六十六岁。高宗朝，赐太师，谥文忠。

他的思想出入儒道，杂染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保持独立的见解，又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宏博通达的学识才华和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也玉成了苏轼诗歌体裁多样，内容广博，立意新奇，呈现出「吞五湖三江」的气象。他的一生政治讽谕诗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苏轼诗中数量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抒发人生感慨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念奴娇 赤壁怀古》」他写的绝句《题西林壁》也以富与理趣着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总之，苏轼的诗今存 2700 多首，有着丰富多彩的风格，或雄奇奔放，或富于理趣，或简淡自然。他岁善于运用新奇形象的比喻来描绘景物，阐发哲理。尤其是长篇古诗大多博用比喻，联想无穷，语言流畅，气势奔放。他还善于幽默旷达的笔调，随时生发奇警新鲜的人生意趣，令人耳目一新。这都表现出宋诗重理趣，好议论的特征。他的诗词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旧框框。他和南宋的辛弃疾行成词坛的「苏辛」豪放词派。他的散文，书，画等成就都很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资禀忠爱，议论英发，历典州郡，所至皆有去思。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轼喜交游，推奖后进不遗余力，一时知名之士皆归之如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号称苏门四学士。有东坡集行世。其词集名东坡乐府，传本甚多，王鹏运四印斋覆刻景元延佑本，朱氏强村丛书编年本俱佳。

苏轼是中国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古文学家，世称“三苏”。嘉佑进士，任凤翔府签判，主张改革弊政。神宗时反对变法，但在密州、徐州任上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后以“谤讪朝廷”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出知杭、颍、扬、定四州。徽宗初遇赦召还。诗、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最高成就。

苏轼的诗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诗风豪迈清新，尤长于比喻。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轼的词题材广泛，记游、怀古、赠答、送别、说理无不入词，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促进了词的发展。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苏轼散文中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条畅，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与《赤壁赋》、《后赤壁赋》同为传诵名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 “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明代]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诗文有《东坡七集》，词有《东坡乐府》等。清代王文浩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杰出文学家、书画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士，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在任地方长官期间，苏轼关心民众疾苦，做了许多利民的好事，深受民众拥戴。苏轼博学多才，是著名的散文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学作品标志着北宋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苏轼是著名诗人，他同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苏轼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他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轼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同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苏轼还是著名的画家。此外，在农田水利、教育、音乐、医药、数学、金石、美学、烹饪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唐代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山水诗派的创作及其艺术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质。

清代著名诗论家王士祯（渔洋）论诗“独以神韵为宗”（《清史稿》卷266），标举“神韵”，作为其诗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无论是否明确地使用这个概念，渔洋处处是以“神韵天然”作为评诗的价值尺度的。以他的“神韵”说来衡量诗史，最为符合渔洋审美理想的就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的创作风格。在渔洋诗论中，对王维、孟浩然、常建等人创作，是非常推崇的。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王士祯的“神韵”说与禅学有十分深刻的联系。从渔洋的诗论中可以看出，渔洋以禅论诗，并非是在一般的比喻层次上，而是将禅的特征内化到“神韵说”的美学内涵中去。在这点上，王渔洋比严沧浪的“以禅喻诗”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士祯在论及山水诗派诸家创作时，常常以“入禅”的独特情境来形容诗的妙谛。如他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维）裴（迪）《辋川集》及祖咏《终南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香祖笔记》）这里侧重指出王维、裴迪等人的五言绝句与禅悟相关的“得意忘言之妙”。又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论旨与前语相近，都是推崇一种超越语言局限的浑化境界。渔洋还论山水诗派诸人差别说：“会戏论唐人诗，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语，刘眘虚、韦应物祖师语，柳宗元声闻辟支语。”（《居易录》）都以佛事喻之，而论其他诗人“杜甫圣语，陈子昂真灵语，张九龄典午名士语，岑参剑仙语，韩愈英雄语，李贺才鬼语，卢仝巫觋语，李商隐、韩偓儿女语”等等，都不涉佛教。实际上是透露出王孟一派诗人与佛禅的内在渊源。

王士祯以“入禅”论王孟一派诗人，并且以之为“神韵”在创作上的典范，并非主观虚拟，并非凭空比附，而是从这派诗人的身世与创作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以王孟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艺术风貌上，都与佛禅有客观的渊源关系。揭示其间的内在因缘，对我们了解这派诗人的艺术传统，确实是有一定裨益的。

二、山水诗派诸人与禅的瓜葛

我们所说的山水诗派，包括盛唐时期到中唐时期以山水为审美对象来表现诗人内心世界的一些诗人，不仅是王维、孟浩然、裴迪、常建、储光羲等主要活动于盛唐的诗人，而且也包括如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等主要活动于中唐的诗人。在时间上，这些诗人往往都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沧桑变故，很难做机械的划分；在艺术上，他们的题材大致相近，手法、风格又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与禅学、禅僧有密切关系，思想观念上深受禅风的熏陶。

王维之笃于佛，染于禅，已是治文学史的学者们的常识，勿庸赘述。清人徐增曾将王维与李、杜相比较，指出其诗与佛禅的关系：“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大雄氏（指释迦牟尼）之学，字字皆合圣教。”（《而庵说唐诗》）说王维诗“字字皆合圣教”，虽然渲染过甚，但却道出其诗深于佛禅的特点。

关于孟浩然，论者们极少提及他与佛禅的关系，可资考证的文字材料也很少。但是最有力的论据莫过于他本人的诗作。从孟诗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孟浩然与禅僧往来颇为密切。与他经常唱酬的禅僧就有“湛法师”、“空上人”、“皎上人”等。诗人还常栖宿于禅寺僧房，与禅师们讲论禅理。题写于禅寺的诗作有《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游明禅师西山兰若》、《题大禹寺义公禅房》、《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登龙兴寺阁》、《登总持寺浮图》等二十余首。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到孟浩然是深受禅风熏染的。

在这派诗人中，裴迪、常建、刘眘虚、綦毋潜等，都与禅僧多有往还，诗风也深受禅的影响。裴迪是王维的挚友，也是他的“法侣”。所谓“法侣”，也就是禅门中的同道。裴迪现存诗二十九首，《辋川集》二十首是与王维唱和之作，其中颇多禅韵。而其余九首中，与禅寺禅僧们有直接关系的就有《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西塔寺陆羽茶泉》等四首。在诗中多次表达了对于禅门的向往，如“浮名竟何益，从此愿栖禅。”（《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灵境信为绝，法堂出尘氛。自然成高致，向下看浮云。”（《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有法知不染，无言谁敢酬。”（《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等等。都可以说明裴迪与禅有较深的关系。常建的诗也以富有禅意而为人知。其中最有名的是《题破山寺后禅院》，明显地表现出诗人对禅学的涵养工夫。綦毋潜在这派诗人中不太惹人注意，但是他的诗作却颇能体现出山水诗派的艺术特色。綦毋潜存诗只有26首，但与禅有直接关系、并在诗题上明确标示的，就在10首以上。如《题招隐寺绚公房》、《题灵隐寺山顶禅院》、《过融上人兰若》等。《唐才子传》评其诗：“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历代未有。”“方外之情，正是栖心释梵、远离尘俗的情味。刘眘虚，也是山水诗派的诗人。他于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及第后曾任洛阳尉、夏县令等职，”性高古，脱略势利，啸傲风尘。”“交游多山僧道侣。”（《唐才子传》）一方面是与禅僧多有往来，另一方面也就使其诗“善为方外之言。”（同上）诗中如“心照有无界，业悬前后生。”（《登庐山峰顶寺》）等句，流露出他的禅学修养。储光羲是山水诗派中较为重要的诗人，其诗中与禅僧、佛寺直接有关的有十余首，如《题辨觉精舍》、《题慎言法师故房》、《苑外至龙兴院作》、《题虬上人房》等。号称“五言长城”的著名诗人刘长卿，人们很少把他和王孟一派诗人联在一起，实际上，就艺术上看，刘长卿正是这派诗人中的劲旅。他的诗作，更多地表现出由盛唐而入中唐的士大夫的心态。长卿诗中那种清冷幽邃的山水画面，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惊悸之后的士大夫心灵的外化。刘长卿的诗，有更深更泛的禅迹。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篇什有近三十首之多。从中也可看出，他与禅门关系之深。禅的幽趣，完全渗透于山水清晖的描写之中。如《和灵一上人新泉》、《送灵澈上人》、《游林禅师双峰寺》都是如此。韦应物是中唐著名诗人，一直被视为王孟一派的有力后进。“王、孟、韦、柳”并称，说明中唐时期韦应物和柳宗元对从陶、谢发端的山水诗艺术精神的继承与发展。韦诗中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也有近三十首之多。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禅学意识是自觉的，也是很浓厚的。如诗中说“心神自安宅，烦虑顿可捐”（《赠李儋》）分明是“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的禅学观念在人生观中的推衍。“缘情生众累，晚悟依道流”（《答崔主簿问兼简温上人》）是佛教十二缘起说的回响。柳宗元对佛教的信奉，更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被贬永州之后，对于佛教有了更深的领悟。他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柳诗中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禅堂》等作，都是借禅宗的观念来使自己达于“忘机”的境地。

综上所说，唐代山水诗派的诗人们，大多数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浸染于禅悦之风中，他们同禅僧有或多或少的交游。由此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禅的观念，禅的思想方法，对于这派诗人的艺术风貌，是否有着较为内在、深刻的影响呢？易言之，唐代山水诗派的艺术特征中是否有着禅的基因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空明诗境与淡远风格

从质实到空明，这里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上的一个跃迁，这个跃迁的实现，主要是在盛唐时期，而主要是体现在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诗人中。这方面王维的诗作是最为典型的。如有名的《终南山》一诗：“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这首诗描写终南山的雄浑气势。“白云”两句，把山中的云霭，写得闪烁不定，飘渺幽约，诗的意境阔大雄浑，但又有一种空明变幻的样态。《泛前陂》一诗也是如此：“秋空自明回，况复远人间，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澄波澹将夕，清月浩万闲。此夜任孤棹，夷犹殊未还。”也创造出十分空明灵动的境界。这类诗作在王维集中比比皆是。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泛》）“高城眺落日，极浦映苍山。”（《登河北城楼作》）“寥廓凉天净，晶明白日秋。圆光含万象，醉影入闲流。”（《赋得秋日悬清光》）都有着空明摇曳而又雄奇阔大的境界！

不仅是摩诘诗，山水诗派其他诗人的创作也多有这种诗境。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立公房》：“何如石岩趣，自入户庭间。苔间春泉满，萝轩夜月闲。”《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宿王昌龄旧居》：“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渔浦》：“碧水月自阔，岁流净而平。”储光羲的《钓鱼湾》：“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等等，这类空明澄澹的诗境，在山水诗派中的作品是俯拾即是的。

与唐诗相比，魏晋南北朝诗尽管在形式美感的追求上下了很大功夫，但还较为质实，缺乏空明灵动的神韵。而盛唐诗之所以被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有了这样的诗境。严沧浪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辩》）主要指这样一种诗境。

由质实到空明，决不止是一个诗歌的风格问题，也不止是个意境问题，而是诗歌艺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着它对于人类的价值。人们不再以客观摹写自然山水为目的，而是使山水物象成为心灵的投影。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式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他们本身或是他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心灵深处唤起反应和回响。这样，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显现出来了。”（《美学》）第一卷中译本49页）对于空明诗境，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它们的价值的。

那么要问，禅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回答是佛教禅宗的“空观”对诗人艺术思维的渗透。“空”是佛教第一要义。在佛家看来，“四大皆空”、“五蕴皆空”，只有把主体与客体尽作空观，方能超脱生死之缘。但要把实实在在的事物说成是虚无的，无疑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于是便“以幻说空”。大乘般若采用“中观”的思想方法，有无双遣，把一切事物都说成是既非真有，又非虚无的一种幻想。正如僧肇在《不真空论》所说：“诸法假号不真。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僧肇以“幻化人”为喻，说一切都非有非无，而是一种“幻化”。在哲学上，这当然是地道的唯心主义。但它对文学创造所形成的影响，便是复杂的了，难于用“唯物”和“唯心”来划界。

王维信奉佛教，主要是禅宗，而禅宗主要是发展了大乘般若学。对于这种有无双遣的理论，王维深谙其妙，在《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中，他写道：“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皆幼也。离亦幻也。至人者不舍幻，而过于有无之际。故目可尘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尝物，物方酌我于无垠之域，亦过殆矣。”王维是以这种“幻化”的眼光来看人生，看世界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一切都在有无色空之际。这种思想方法，渗透在诗歌艺术思维中，便产生了空明摇曳、似有若无的审美境界。

山水诗派诗歌艺术风格，总的说来，以淡远最为突出，诗人以恬淡之心，写山水清晖，意境悠远，词气闲淡。前代诗论家不约而同地谈到这派诗人的淡远风格。胡震亨引《震泽长语》中说：“摩诘以淳古澹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无非是言其“淡”。胡应麟把王孟与高岑相比较：“王孟闲淡自得，高岑悲壮为宗。”（《诗薮》）胡震亨又引徐献忠评孟浩然语：“襄阳气象清远，心悰孤寂，故其出语洒落，洗脱凡近，读之浑然省近，真彩自复内映。虽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调不及王右丞，而闲澹疏豁，悠悠自得之趣，亦有独长。”（《唐音癸签》）“淡远”，是这派诗人的共同风格特征。

举几个具体作品为例。王维的《归嵩山作》：“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山中寄诸弟妹》：“山中多法侣，禅悦自为群，城郭遥相望，唯应见白云。”的确可以称之为“水墨不着色画”，“淡”是最突出的特征。这种“淡”，不仅是语言色泽上的“淡”，更多的是创作主体心境的“淡”。

关于孟浩然的诗作，更是以“淡”著称。明人胡应麟以“简淡”概括浩然风格，评孟诗云：“孟诗淡而不幽，时杂流丽，闲而匪远，颇觉轻扬。可取者，一味自然。”（《诗薮·内编》）如《北涧泛舟》：“北涧流恒满，浮舟触处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寻菊花潭主人不遇》：“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鸡犬不在家。”都是冲淡的。孟的一些名作如《秋登兰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宿建德江》等篇，都以“淡”见称。闻一多先生形容得好：“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人疑心到底有诗没有。”（《唐诗杂论·孟浩然》）

王孟一派诗人基本上都有“淡”的诗风，那么，这与禅存在着什么联系吗？

禅所达到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禅本体，但它不略脱事相，而是即物超越。禅宗有“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要旨，所谓“无相”，并非完全剥离“相”，而是“于相而离相”，也就是寄寓于“相”而超越之。正因为如此，禅宗主张任运自在，随处领悟，反对拘执束缚，更反对雕琢藻绘，一切都在本然之中，一切都是淡然无为，而不应是牵强著力的。禅家公案强调这种淡然忘机、不系于心的精神。“僧问：如何是僧人用心处？师曰：用心即错！”（《五灯会元》卷11）禅在自然而然中，不可以用心著力。又如：“问：如何是学人著力处？师曰：春来草自清，月上已天明。”（同上）意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如春日青草、月上天明一样自然。

“平淡”或“冲淡”的风格，来源于一切不系于心的主体心态，任运自在，不执着，不刻挚，如天空中的游云一般。山水派诗人，多有如此心态。摩诘所谓“万事不关心”是正面的表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正是禅家“不住心”、“无常心”的象征。柳宗元《渔翁》诗中：“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也正是“不于境上生心”的禅学观念的形象显现。“淡远”“平淡”的风格，实际上是与无所挂碍、无所系缚、任运自如的主体心态有密切关系的。

四、幽独情怀与静寂氛围

唐代山水诗派主要以山水景物作为审美对象，作为创作题材，但实际上是在山水中“安置”诗人的幽独的心灵。这派诗人的篇什咏读既多，你就会发现在山水物象的描绘中，诗人那绋独孤寂的身影，似乎无所不在。最为突出的便是刘长卿的作品，常常出现的是自来自去，幽独自处的身影。有时不是写诗人自己，是写别人的形象，但细读之，就会发现那不过是诗人心灵的投影。如《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这似乎是写灵澈禅师，实际上却是诗人幽独情怀的外射。再如《江中对月》：“空洲夕烟敛，望月秋江里。历历沙上人，月中孤渡水。”在一片澄明而迷蒙的月光中、秋江里，“沙上人”静消消地独自渡江，诗人偏爱这类意象，不能不说是由创作主体的幽独心态决定的。在长卿诗中，即使是仅从字面上看，就可以随处看到“孤”“独”这类诗句。如“独行风袅袅，相去水茫茫”，“悠悠白云里，独往青山客”、“片帆何处去，匹马独归迟”，“江海无行迹，孤舟何处寻”，“人语空山答，猿声独戊闻”。“芳时万里客，乡路独归人”。实际没有办法多举，到处都是，诗人的幽独情怀是一望即知的。

岂止是刘长卿，这派诗人多在山水描写中寄寓幽独心境。孟浩然《涧南即事贻皎上人》：“约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岁除夜有怀》：“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王维《答张五弟》：“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常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空欲二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韦应物《寺居独夜寄崔主簿》：“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更深，流莺度高阁。坐使青灯晚，达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群更萧索。”《善福寺阁》：“残霞照高阁，青山出远林。晴明一登望，潇洒此幽襟。”韦的名作“《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似写“幽草”，实则是“幽独人自伤怀抱。”柳宗元《禅堂》：“发地结青茅，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杳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不仅写出了自己被贬之后的幽独处境，而且道出了禅观对这种心境的影响。

这么多表现幽独情怀的诗篇出现决非偶然，几乎成为这派诗人的共同心态。回过头来又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他们更多地以山水为题材写诗，并非为了摹写山水形貌，而是为了在一方山水物象中，寄寓幽独的情怀。他们渲染山水的宁静与远离尘世喧闹，正是为了寄托一颗幽寂的诗魂！

与此密切联系的，就是唐代山水诗人创作中那种共同的特点，静谧的氛围。诗人们在写山水物象时不约而同地烘托山水之静，而没有谁在写它的喧嚷。实际上写山水也正是为了写这种遗弃尘世的静谧。同时写风声、水声、虫声、林声……，却是为了更加反衬其静。王维《过香积寺》、“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泉声，更显得深山古刹的静谧。《秋夜独坐》中：“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这些诗中的果落、虫鸣、鸟声，恰恰是为了反衬山林的极度静谧。诗人是孤独的，似乎这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他用心谛听着大自然的心律。孟浩然、常建、刘长卿等人的诗作，也都以十分静谧的氛围来写山水。如孟诗《寻香山湛上人》：“松泉多逸响，苔壁饶古意，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常建《白湖寺后溪宿云门》：“洲渚晚色静，又观花与蒲。入溪复登岭，草浅寒流速。圆月明高峰，青山因独宿。松阴澄初夜，曙色分远月。”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野寺来人少，云峰水隔深。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静渚，春草闭闲门。”这类例子甚多，是没有办法尽数列举的。静谧的氛围，是山水诗人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与禅有什么关系？有的。禅宗之“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禅那”的修习方式，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废弃坐禅，但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对“心”的修养——不过修养方式不同罢了。禅宗不再限于静坐凝心，专注观境的形式，进一步摆脱了心对物的依附关系，把心视为万能之物。

禅毕竟是避世的，它尽管可以混迹于尘俗之中，但要取得一份心灵的自在，“参禅学道，须得一切处不生心。”（《黄蘖宛陵录》）“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坛经》），对一切事物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实际上还是一种“鸵鸟政策”。禅又是一种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返照，于外间世界的风云变幻不取不舍，而以本心为独立自足的世界。这种对内心世界的返照和体认，必然带来的体验的独特性。参禅者的内心是孤寂的、幽独的。唐代山水诗派诗人们的幽独情怀，是与“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巨大变革有极大关系的。唐王朝从鼎盛的峰巅跌入了一个幽深的峡谷，亲身经历了这场大变乱的诗人们，热情凝结了，心态幽冷了，由外向投射转入主观内省。其社会原因是主要的。但是，诗人们在与禅的接近中，与禅的反照内心一拍即合，于是在幽独情境的描写抒发中，就参入了相当多的禅的底蕴，像柳宗元的《禅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王维的《鹿柴》、《过香积寺》、《终南别业》等，都是相当显豁的例子。

禅家尽管一再宣称“行住坐卧，无非是道”，而实际上，还主要是在静谧山林中建立寺院，在生灭不已的朝晖夕阴、花开花落中“妙悟”禅机的。禅僧乐于与大自然打交道，倾心于禅的士大夫也乐于栖息于山林，至少是暂时获得一份心灵的宁静。王孟一派诗人，把山写得如此空明静谧，实非偶然，这与他们的禅学习染有直接关系。

其实，山水中的静谧氛围，并非全然是客观描写，主要是一种心境的建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禅是以心为万物之本体的，所谓“静”，只是一种心灵之静。大乘佛学以“心静”为“静土”，“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境，则佛土净”（《维摩诘经·佛国品》），把“净”易为“静”，道理全然是一样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公的《饮酒》，说明此意最为恰当，又安知其中没有大乘的影迹？

禅与唐代山水诗派的关系很深，也难一一说明；而山水诗派的艺术精神，其形成因素也决非一端，禅的影响也只是一个侧面，然而，从这个视角所进行的透视，会有补于对唐代山水诗的深一层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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